张元济与顾廷龙的文化情谊(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5:10:50 文汇报 王世伟 参加讨论
顾廷龙为张元济生前文献整理和生平研究的功臣 顾廷龙自1939年夏南下创办合众图书馆之后的近六十年中，始终生持“只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学术旨趣，曾先后纂辑、汇编、整理了张元济的多类信札、序跋和目录，撰写了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等多篇论文，对张元济生平文献和学术生涯进行了总结汇编和研究疏理：1951年，在张元济著录的基础上整理《涵芬楼烬余书录》（全五册）；1956年，汇编《涉园序跋集录》并撰《涉园序跋集录后记》；1980年代起，撰写《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张元济书札跋》《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祝贺商务印书馆百龄大庆》《我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访书手记辑录小引》《张元济年谱序》《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序》等多篇文章。 张元济的生平文献整理有的虽未署顾廷龙的名字，但实基于顾廷龙的前期整理，或由顾廷龙协助进行。如《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等就是如此。顾廷龙在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书札》书后跋文中曾回顾了张氏书札等文献的整理过程：“先生文章不多作，而与友好书札频繁，声气广通。评论时事，商量学术，发抒己见，情见乎辞。由今观之，皆成史料……先生秉性纯厚，言必信，行必果，爱国热情，始终如一，其真性情，皆可于书札中见之。”顾廷龙认为：“先生交游至广，书札散佚必多，当勤事访求，有所得，即先摄存，俟为续编。先生捐馆后，陈叔通丈即属龙纂辑其遗稿，拟编诗文、日记、书札、专著等。诗文录出，均经叔丈校阅。叔丈与先生为数十年之挚交，无让管鲍。未几，叔丈作古，又未已而‘文化大革命’爆发，此事遂废。”《张元济书札》后经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1918—2004）奔走联系，并经由张树年（1907—2004）检理幸存旧稿后增补重编出版。遗憾的是，清代末年，张元济曾到世界各国考察教育将近一年时间， 每到一地，必取当地明信片记述作为家书寄回，可视同日记文献。这些珍贵的史料曾储之箧衍数十年，但未及整理。“内乱中，尽付劫灰。事后，目击者言之，殊深惋惜！”（《张元济书札跋》）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了《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收录了1912年至1947年间两位学人的622通书信，这些论书尺牍的整理工作正是在顾廷龙协助下进行的，书信中颇多记载有历史文献和出版印刷的史料和故事。其中由张元济捐赠并由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傅氏原信和底稿曾请人抄录，这些抄件均经过顾廷龙的亲自校对。 1956年，在迎接纪念张元济九十华诞之际，顾廷龙将张先生的序跋汇为一编，名为《涉园序跋集录》，之所以取“涉园”的名称，其中还有故事。原来张元济平时撰文、题识、通读以及书翰扇册，均只署“张元济”之名，但人们多以“菊生”的别号尊称之。古代和近代文人雅尚，多取别号、室名，而张元济并不喜欢这样的社交习俗。这样，顾廷龙在汇编张氏序跋时有些犯难，既不能违背张先生不喜别号的习俗，又不欲直呼其名，于是便冠以“涉园”之名。1985年7月30日，我研究生毕业之际，顾廷龙先生曾将自己收藏的《涉园序跋集录》送给我并作了题签。此为顾廷龙生前的文献整理的工作之本，书前目录多有红笔和铅笔的打勾，多处书名处有“抽出”字样，正文中也或有校勘文字。顾先生在《涉园序跋集录后记》中论述了将散在各书并分隶卷末的180篇序跋汇集一编的编辑宗旨：“举凡先生校印群籍，早播士林，读者于所撰各书跋文，咸谓探赜索隐，启发攸资。徒以分隶卷末，检阅不易。因谋古典文学出版社辑为专集，以贻来者。”对于张元济序跋的学术价值，顾廷龙在后记中也给序了极高的评价：“先生既创建涵芬楼，广蒐善本，间复留意乡邦文献，及先世遗泽，专精毕力于丹黄楮墨间，积累蕴蓄，倾吐心得于题跋文辞中，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方诸前贤如义门、抱经、荛圃、千里辈无以过之。抑且访书南北，留珍海外，过眼琳琅，会神应手，允宜征引众说，阐幽发微，拾遗补阙，洞中要窍，此更前贤所未逮。” 《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是顾廷龙所撰写的论文中较为全面论述张元济在合众图书馆十四年间的重要贡献和事业历程的文字，论文中以第一手的史料为人们展示了当年上海孤岛期间创办和管理合众图书馆的经过，并详细回顾了张元济在建国前后主持合众图书馆馆务中理书、印书、救书、捐书等种种事宜，是研究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的最为权威的资料。 顾廷龙也曾有志向编纂张元济和叶景葵之年谱。1949年春，胡适（1891—1962）曾到访合众图书馆，适逢张元济与叶景葵均在，胡氏曾力劝两先生撰著年谱，“两先生皆含胡应之，而龙不知揆量，即自告奋勇，谓胡先生曰：‘我能成之’。”（《张元济年谱序》）但不意叶景葵因患心脏病发于1949年4月突然去世，张元济在建国初赴京返沪后也中风卧床，当时、顾廷龙馆务鞅掌，编纂年谱之事便无暇顾及。后年谱由张树年编纂完成，1991年由商务印书出版。年谱出版之际，顾廷龙在序中感概道：“先生年谱为龙有志所未逮，今得乐观厥成，欢喜之情，莫可名状。”20年后，由张人凤、柳和城共同编写出版了《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在前出年谱基础上增补考订；张人凤又汇编有《张元济全集》（十卷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9月—2010年11月），其中第1-3卷为书信，第4-5卷为诗文，第6-7卷为日记，第8-10为古籍研究著作。全集中书信总数达到4753件，包括1-3卷的4475件，及截稿后又发现附于第10卷末的278件，为研究张元济提供了更为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顾廷龙还曾具体指导审定了由王绍曾（1910—2007）撰写的《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84年11月）一书。早在1980年，王绍曾就曾撰写了《试论张元济先生对近代文化事业和目录学的贡献》的文章，1982年商务建馆85周年时出版纪念册征集纪念文章。看到王绍曾的论文，当时商务印书馆领导经研究，认为张元济尚无传记，因与顾廷龙商讨，是否在王绍曾论文的基础上扩写为传记，用以表彰菊老对近代出版事业及整理古籍之丰功伟绩，获得了顾廷龙的首肯。从1982年起，王绍曾即投入传记的写作，当执笔之初，顾廷龙即示意此书应着重阐述张元济对古籍整理之重要贡献。后王绍曾写作中每成一章初稿，即寄顾廷龙审阅，一经发现问题，顾廷龙即于原稿上随手修订，迄1983年全稿杀青，为时两年。当时顾廷龙正忙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定稿事宜，但对王绍曾寄送的稿件审阅，仍一丝不苟。1985年7月19日顾廷龙致函王绍曾：“菊老平生学术文章，出版事业，得公椽笔，为之表彰，特别关于古籍整理一章，尤非吾公莫能道其详也。”，王绍曾感叹道：“其实无先生，即无《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余感激之不暇，岂能反受先生之褒奖。”（《顾廷龙文集序》） 顾廷龙还先后为商务印书馆所出《张元济书札》（1981年6月，1997年12月增订本）、《张元济日记》（1981年9月）、《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10月）、《近代出版家张元济》（1984年11月）、《张元济诗文》（1986年10月）《张元济年谱》（1991年12月）、《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2003年9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2004年1月）题写了书名，使这些张元济的生前文献和研究著作显示出整齐划一、大气典雅的气象。顾廷龙不仅是一位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其真草隶篆各体俱佳。王元化（1920—2008）曾对顾廷龙的书法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雅量之美，淳厚浑穆，神明内敛，气静机圆；书林中之诸葛孔明、谢太傅是也。雅量之美，谈何容易！融厚柱之学、博洽之闻见、清澄之心地、沉着之干才于一炉，全幅人格之呈现，即《礼记》所云‘清明在躬，志气如神’。”（《顾廷龙先生纪念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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