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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与顾廷龙的文化情谊(2)


    密切的学术交流
    合众图书馆创办之初,顾廷龙与张元济、叶景葵围绕合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是否采用《四库全书》四部分类法进行过讨论。顾廷龙认为,图书馆工作以图书分类最重要,由于古籍多属综合性质,完全采用近代学科分类,往往不切实际。叶景葵虽赞同四部分类法,但也提出了内心的疑虑,他认为:“惟中国文化日渐发展,新出之范围不仅哲学一门难以归纳。譬如蔽藏所有《殷虚书契》各编,既不能归入小学,又不能归入金石。又如《汉晋西陲木简》,非金石,又非雕刻。又如《安阳发掘报告》,及《城子崖》《貔子窝》诸书亦不能以地理古迹包括之。又如各种学报,各种季刊周刊之类,似非丛书。又如教育学、心理学、美术学之类,亦在国粹范围以内。中国地质地文之类,非地理所能概括。细思问题甚多。”(《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叶景葵所提出的以上种种问题,在当时图书馆界文献分类中是一个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科学文献等的大量产生,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开始受到冲击。1896年梁启超(1873—1929)编《西学书目表》,1904年徐树兰(1837—1902)编《古越藏书楼书目》,1919年陈乃乾(1896—1971)编《南洋中学藏书目》,均突破了四部分类法,另辟新路。特别是1933年至1936年柳诒徵(1880—1956)等所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分为经、史、子、集、志、图、丛七部,对四部分类法进行了改良。顾廷龙十分赞成当年江苏省立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采用《四库全书》分类法而加以扩充的办法。此事后由张元济讨论定局。张元济对顾廷龙的建议展诵再四,认为“具见虑周藻密”,并就采用四部分类法复函顾廷龙谈了自己的想法:“《四库总目》疵类诚多,然本馆收藏既以国粹为界,《四库》奉行已久,且集历代之大成,鄙见既已奉为准衡,则凡《四库》已收之书,原属之类,似不必加以移改。移改究属少数,或去或留,事有未周,言之亦难成理。至于近出之书,无可比附牵合者,则以增析济其穷。原表所增所析,经阁下再三斟酌,自无可议。”(《张元济书札》)这样,合众图书馆图书分类的重要业务在张元济远见卓识、颇具智慧的指导下确定了下来。记得20世纪80年代前期,笔者在问学期
    间,顾廷龙先生在讲课与交谈中曾多次比喻,认为衣服是否合身,穿在身上才知道,四库分类法这件“衣服”,穿在古籍的身上正合适。1959年至1962年,顾廷龙在主编《中国丛书综录》时,也采用了四库分类加以扩充的方法,只是《中国丛书综录》不仅收录相对完备,检索十分便捷,注明收藏机构,其中的部、类、属的分类更加细密,而且在经史子集“类编”之外,新创“汇编”,细分为杂纂类、辑佚类、郡邑类、独撰类等,成为中国现代图书分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之作,于学术研究功莫大焉。
    张元济的道德文章,为顾廷龙所景仰。顾廷龙在《涉园序跋集录后记》中对张元济的一生作了如下的评价:“菊生先生耆年硕德,经济文章,并为世重。余事致力目录、校勘之学,而尤以流通古籍为己任。数十年来巨编之辑印,孤本赖以不绝,其嘉惠后学,实非浅尠。综览先生行事,忠信笃敬,识胆具备,宜发为文章,词意并茂,语无空泛,洵足以信今而传后。”在合众图书馆的十数年中,张元济的言行举止,也时时影响感染着顾廷龙。“尝闻人言,先生每日早餐后,即伏案作书,书就即付商务印书馆通讯员汪志清君分发。大病稍痊,仍坐床上支坑几作书如常,数十年如一日。龙常往谒,尚亲见之。”(《张元济书札跋》)由于合众图书馆自创办起至解放后捐献,张元济始终其事,“龙因得追随左右者十余年,尤在其卧病中,数日不往谒,即以便条见招。使龙对版本之鉴别,图籍之保护,以及晚清之典章制度,薄有所知。”(《张元济年谱序》)
    张元济利用合众图书馆里馆藏编辑《涵芬楼烬余书录》期间,由顾廷龙为其担任助手。当时张元济隔日便有便条交顾廷龙,顾廷龙则一二日必去张元济处一谈,学术交流甚密。由于顾廷龙有深厚的目录版本和文字训诂等历史文献学的基础,且做事十分认真,所以张元济在学术上十分器重和信赖顾廷龙。顾廷龙曾多次回忆起当年在张元济身边作为学术助手的美好时光。“曩岁承命佐理校印《涵芬楼烬余书录》时,病偏左未久,偃仰床第,每忆旧作,辄口授指划,如某篇某句有误,应如何修正;又如某书某刻优劣所在,历历如绘。盖其博闻强识,虽数十年如一日,此岂常人所能企及,谓非耄耋期颐之征而何?”(《涉园序跋集录后记》)《涵芬楼烬余书录》出版后,张元济曾于1951年5月26日致书毛泽东(1893—1976)时曾专门附呈《涵芬楼烬余书录》一部,当年7月30日,毛泽东复函张元济,谓“惠书并附大作及书一函,均收到了,谨谢厚意”。(《张元济年谱长编》)在《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的文章中,顾廷龙也曾回忆道:“先生病后,记忆力仍很强,某字某名要查,而且要查原书,这种校勘工作,在‘合众’做最为适宜。”顾廷龙还或有为张元济代笔的情况,如1957年署名张元济的《影印宋本杜工部集跋》就是由顾廷龙代笔的。这种常年侍座的学术助手角色,使顾廷龙与张元济之间形成了忘年之交并结下了深厚的学术情谊。
    张、顾之间的学术情谊,还延及了两家数百年的世交,被视为奇缘。张元济之孙张人凤回忆道:“早在1942年,张元济应顾廷龙之请,为其先人顾竹庵先生遗墨题了七绝一首:‘钢铁横行今世界,羽毛丰满不中书。应将笔阵销兵气,留与他年作楷模。’张元济得知顾廷龙得到了他八世族祖顾侠君藏书处《秀野草堂图》,兴致很高,为此图题写了《秀野草堂图跋》,详述顾、张两家三百年藏书历史。张元济又取出自藏查日华所绘《张氏涉园图》请顾廷龙题词,“敬乞赐题数行。务祈将先生交谊叙入。三百年世交,恐世间不多得也。”(《张元济研究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9月)1943年8月17日,顾廷龙在《涉园图卷跋》中也记录下了这段张顾两家的文献奇缘:“今涉园与草堂皆赖图咏以留鸿雪,而两图又皆展转为楚弓之得失,卒得同庋于合众图书馆,为文献之征,亦奇缘已。”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