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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族问题的“变”与“不变”(2)


    二是教育程度飞速提升。教育是兴国之本,是每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繁荣发展的保证。受教育人口的多少,也反映着一个民族社会结构水平的高低。我国少数民族中,除几个人口较多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外,多数民族有语言而无文字,或虽有文字却未广泛使用。建国前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文教学虽有所开展,但在当时情况下,少数民族群众吃饭穿衣尚无法保证,哪里顾得上读书,而且在当时民族歧视政策主导下,也无法广泛坚持。就是有文字的几个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文字也主要掌握在少数统治者和高级僧侣手中。所以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少数民族的教育状况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推行通用文字的基础上,施行汉语教学,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的各类教育,促进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有了极大的变化和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1952年我国少数民族大、中、小学生在校人数约1569100人,占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总数的4.4%。到1983年,少数民族大、中、小学生在校人数,占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总人数的14.9%。需要指出的是,1952年、1983年少数民族在校学生总人数中,中小学生人数均占99.8%⑨,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极少,而且中、小学生中,中途辍学者很多,数字变动甚大。到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少数民族6岁以上人口中受教育者达91%,而受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占受教育人口的7.7%。有些民族,如回族6岁以上人口中受教育者91%,受大专以上教育者占11%,蒙古族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者达96%,受大专以上教育者占17.2%,朝鲜族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者达99%,受大专以上教育者16%,均超过了汉族的87%和10.2%⑩。我国各少数民族中,都形成了具有本民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队伍,并成为国家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和各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民族共同体能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必备条件,也是一个民族自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本民族的知识分子队伍,成为各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最活跃的中坚力量。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文盲遍地,劳动群众落后、蒙昧的状态,彻底改变了少数统治者和僧侣上层操纵、控制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局面,为少数民族社会文明进步,掌握世界先进科技文化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更多广泛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的条件和机会,提高了参与和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能力。
    三是城镇化跨越式的发展。城镇化水平,是一个民族社会结构的基本内容。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城镇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很小。新疆的乌鲁木齐市(当时称迪化)是当时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最大的城市,其居民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也不过10万人左右。其中少数民族居民最多也只有2-3万人。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基本人口是农、牧民,许多少数民族处于基本无城镇居民的状况,甚至可以说,我国少数民族就是纯粹的农业或游牧民族。1949年我国城镇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0%左右,更遑言少数民族城镇化程度(11)。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我国城镇化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增长到17.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达48.8%,少数民族城镇人口已达36768953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32%多。就民族个体来说,有些少数民族城镇化程度更高。如蒙古族城镇化率46%,回族城镇化率53%,而朝鲜族城镇化率达69%,超过了汉族城镇化率51.6%(12)的水平。
    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显示了我国少数民族群体社会身份的巨大变化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巨大提高,促进了我国少数民族与国内各民族的密切结合,扩大和加强了与国外的接触,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在更大程度上享受到了国家提供和赋予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社会福利和权益,促进我国各少数民族更快地跻身于现代文明的行列,为各少数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光明的前景和坚实的发展基础。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