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二十年的中国史学中，我们目睹了中国近代史写作上“革命叙事”的式微，及其逐渐为“现代化叙事”所取代。①这两种叙事对比鲜明：前者突出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以及暴力推翻“反动的”社会政治秩序，后者则强调从上往下的、渐进性的改革以更新“传统的”制度；前者突出“群众”的热情和首创精神，后者则强调精英的思考和实验；前者认为西方在中国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存在必定是敌意的和剥削性质的，后者则强调这些存在对于激发和启迪中国向前进的积极效果；等等。当然，推动这种叙事转变的因素，首先是改革开放时代对于革命意识形态的诉求已消失，以及中国历史学家强烈希望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进行重新解释，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根据“现代化”来重新书写中国近代经验不仅在学术上是“创新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可取的。毕竟，几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家早已习惯于“古为今用”。（Unger，1993：8）
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来说，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叙事之间的互竞，一点都不新奇。早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在国共斗争达到高潮时，在与两大政治力量相联系的两个历史学家群体之间，就发生了同样的争论。作为共产党历史观的代表者，范文澜（1891-1969）热情地为共产主义革命辩护，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而他的主要对手--蒋廷黻（1895-1965）则认为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国统一和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争论的结果不是由争论本身所决定，而是由国家政治所决定：随着共产主义者在内战中取得胜利，把国民党逐出大陆，范文澜的革命叙事成为大陆关于中国近代史唯一正统的解释，范也把自己确立为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最高权威。而现代化叙事则失去其根基，蒋也被斥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Ouyang，2001：88）。然而，蒋的现代化叙事在台湾（国民党人和它的历史学家一同撤退到台湾）仍有影响，并在二战后的美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如现代化理论盛行于社会科学领域，又如约翰·金·费正清（1907-1991）（1930年代在清华大学师从蒋廷黻学习中国近代史）以他的“中国对于西方的回应”以及“传统-现代”二分的学术观点，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学术（Fairbank，1982；Yu，1993；Cohen，1984.）。②
本文探讨了1930年代和1940年代中国史学中革命叙事的起源，并将其放在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政治和学术冲突的背景之中来考察。范对历史的新的解释，主要是作为与现代化叙事相反的叙事被提出来的，而现代化叙事那时曾盛行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但是，它不仅仅是范反对国民党的历史观及其政治纲领（他感觉到它们危及抗日）的产物，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挑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于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中间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近代中国的解释霸权的产物。最后，范的新历史观击败了共产党人的传统解释，恰恰因为它是基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解释的，也因为它满足了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之间斗争的需要，后者通过宣称自己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保卫者而使其在党内的政治权威合法化。这两个因素，再加上范作为受过浙东学派训练的文献学家并因而服膺于其反满传统的自身背景，解释了为何范对近代中国的解读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品格，并显著地偏离了由莫斯科提出并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信奉的历史观。
鉴于范文澜在1949年后中国官方历史观形塑中的关键性地位，西方在过去研究中国史学时对于范及其对手（尤其是蒋廷黻）却极少关注，这有点让人费解。③本文正想填补此空缺。文章一开始考察了范文澜和蒋廷黻文章中对于近代中国所作的相互冲突的解释。为了说明范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近代中国解释的背离，文章比较了范的作品和其他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李鼎声（又名李平心）和张闻天的著作，把他们在革命叙事方面的差别与他们所受的不同的学术训练以及思想倾向联系起来。文章也解释了在国共两党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内正统派与修正派马克思主义者斗争的背景下，范的解释如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取得优势。文章的余论谈及上述历史学家在共产主义革命后的不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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