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革命之间范文澜与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2:11:42 《现代哲学》2012年6期 李怀印 （译者： 参加讨论
“学术必须服务于政治” 蒋与范之间在中国近代史问题上的争论，应该放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相争这一背景中来理解。在1936年12月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形成之后，国共发现彼此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特别是在日本占领了中国中部、放慢其军事行动的时候更为突出，因为蒋介石在此时能够把注意力从抗日转向抑制快速增长的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为了减少损失，共产党在此时的抗日战争中则注重发动游击战，而不是常规的正面遭遇战。随着与国民党的关系日益紧张，以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为其高潮，共产党公开谴责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和对共产党的敌对态度。毛泽东发现知识分子之间对于国内政治的主流观点并不完全有利于共产党。蒋廷黻和陈恭禄，这两位中华民国的历史学家，甚至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已公开对蒋介石和他的绥靖政策表示同情。这次事变导致日本在1931年控制满洲。基于他们对于近代中国外交关系的理解，这两位历史学家坚持认为，中国在政治上统一和在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之前，必须避免与日本在军事上孤注一掷。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应该优先处理经济重建和政治统一。而共产党则是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同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廷黻，1933a，1933b；陈恭禄，1935：794，802） 因此，毛泽东需要自己的历史学家来为他说话和抵消蒋廷黻和陈恭禄的影响。在任命范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之后，毛泽东立即给他指派了撰写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任务。从1940年8月到1941年底，范致力于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头两卷。④1943年5月，他开始撰写该书的第三卷，该卷包含了近代部分。到1945年底，他完成了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的写作，这一部分出版于1946年，并被重新命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 范文澜的书让毛泽东很满意。范的目的之一就是描述19世纪中国外交关系中“抵抗派”和“投降派”之间的斗争，把蒋介石的绥靖政策和清政府的“投降主义”联系起来。他写道，这些投降派在统治阶级中占据首要的位置，他们和外国侵略者在镇压革命运动中享有共同的利益。 伴着外国侵略的逐步深入，他们的卖国事业也逐步发达；从穆彰阿开始，继承人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以及现在的中国反动集团的领袖[即蒋介石]，百年来一脉相传，逼迫着中国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范文澜，1949：14） 范进一步指出，投降派只是关注维持他们的统治以及通过牺牲人民来使自己获益。他们固守于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政策，“阻止生产力进步、依附外国侵略者、引导中国走向殖民地的路线”。范称，“这一路线直到今天……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人民反抗投降派及其主人帝国主义的斗争史。”（p.65）范的运用历史去攻击蒋介石的目的显而易见。在他看来，学术研究与政治是不可分的。这对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是真理。因此，“蒋廷黻等人曾写《中国近代史》，把政治与学术结合了，可是对他们说来，结果坏得很，卖国贼的口供，不打自招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告诫说，“学术一定要为政治服务”。（范文澜，1958） 毛泽东主义史学的形成 尽管范文澜的著作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在共产主义革命后是无与伦比的，但并不是对近代中国历史做出最早的或者最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作品。在范的《中国近代史》出版12年前，作为曾经（在1927年到1930年）入过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李鼎声（1907-1966），已经出版了一本取名相同的书，尽管其读者在1930年代主要限于左翼学生和国民政府统治区的一般读者。张闻天（1900-1976）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则出版于1938年，比范书的出版早8年。张闻天是从1935年到1943年3月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但他在党内的影响有限，长征之后党和军队的真正领导人是毛泽东（程中原，2000：138-39）。尽管如此，在范完成其《中国近代史》的1946年，张的书已经被用作中国近代史方面最重要的教科书，在所有“解放区”的党校中使用。（胡华，1987：419） 李鼎声、张闻天和范文澜都认同革命叙事。他们都强调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的决定性的冲击，并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他们都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以及鸦片战争之后随之而来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时认为自下而上反帝反封建反的革命是正当的，因为它是中国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然而，下文的讨论将表明，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范的新解释之间的差异同样是惊人的。总的来说，李和张的早前的著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解释中国近代史方面比范的著作更为一贯。他们在分析国际关系、现代改革和集体行动时，都强调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他们都意识到起义和革命在本质上是近代中国的一种新的阶级斗争形式。反之，范文澜则更关注另外一些因素，如清政府统治精英之间以及满族统治者与其他族群官员之间的冲突，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看来，这些因素只是解释国内政治动力的次要因素。因此，尽管范貌似拥护马克思主义，但他对近代中国重要事件的解释经常偏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