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兆梓及其史学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0:11:12 《史林》 李志茗 参加讨论
| 金兆梓是中华书局由编辑做起而走上领导层的员工，曾三进中华书局，前后任职达30年之久。他大学上的是理工学校，喜爱的学科是化学；肄业后教的是国文，课余研究的又是汉语语法和修辞，与历史毫无关系，但因老师张相的推荐进入中华书局，当上文史编辑，从此与历史结缘，走上研治文史的道路，参与了清末民国新史学建构的历史行程。 一 早年经历金兆梓（1889-1975），字子敦，号芚厂，浙江金华人。其父名金城，是一个自学成才的读书人，安于清贫，以教书为生，终身不应科举。兆梓有兄弟五人，他排行最小，和大哥金兆丰相差20岁。除四兄不愿读书外，他们个个以读书好出名。长兄兆丰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京师大学堂提调等，撰有《清史大纲》、《校补三国疆域志》、《中国通史》。金兆梓曾推荐儿子读《中国通史》，说“此书与众不同，是按地理、经济、农田制度、官职制度、兵制、外交、学术等的历朝演变写的，难度较大，是一本好书”①。应该说金兆梓后来从事文史编辑、研究工作，多少与受其大哥的熏陶有关。金兆梓的二哥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是金华最早参加辛亥革命者之一，民初曾任浙江省参议员和国会议员，晚年长期长中华戏曲学校，写过不少剧本。金兆梓最佩服的就是二哥的才干。他的三哥早年思想进步，鼓吹和传播维新革命思想，后留学日本，习法律，历任浙江省高等检察厅检察官、宁波检察厅厅长等职，留给金兆梓的是不畏强权的“硬汉”形象。 在哥哥的影响下，金兆梓的学习也很优秀，“年十二，应县童子试，得案首，县中人争相揄扬”②，誉之为天才。其儿子曾问及此事，金兆梓回答说：“这种说法是有的，但是我自己不认为是。”后他改从学校教育，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杭州府中学堂和京师大学堂预科。1913年春，受当时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金兆梓报考了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被录取。第二年暑假，他听说母亲病重，便赶回金华探望。但其母实无大病变，只是体质太弱，生活太孤单所致。医生说要完全恢复健康是困难的，但如有一个儿子在家相伴，使家中气氛不致太冷落，心情舒畅了，也许还能延寿几年。金兆梓听罢就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请求准给一年长假，在家侍奉母亲。果然其母延寿了五年，但是他的准假早过，便从此失去了上学深造的机会。多年后，其儿子不解地问他，“为什么当时在外地工作的哥哥们不回来，却单要你辍学侍母”？他沉默良久才说一句：“我是靠兄长们资助读书的，那有你们这辈福气”。③ 金兆梓辍学后，就开始走上了工作岗位。最初在金华省立第七中学教国文。该校前身为金华府中学堂，与金兆梓家颇有渊源。其父主持过该学堂；他大哥不仅在那里读过书，而且教过书；他二哥曾任校长；三哥也在那里教了两年书。等到金兆梓去教书时已改名省立七中。因为金家全家都与该校有关，金兆梓对这所学校感情很深，教学十分认真。担任校长后，他针对当时师生因循保守进取心不强的情况，积极从事整顿改革：一方面尊重教职员工，尽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则经常与学生接触交流，关心他们的学业，帮助解决学习中的问题。在他的努力下“教师认真教学和学生勤奋学习蔚然成风，学校面貌焕然一新”。④ 1920年秋，金兆梓应聘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教授汉语语法和修辞学等课程，其讲稿“国文法研究”、“实用国文修辞学”经过修订，均为中华书局所出版。由此机缘，金兆梓进入中华书后从事编辑工作。 二 三进中华书局金兆梓一共三次进中华书局：第一次是1922年，第二次是1929年，第三次是1958年⑤。据姚绍华《金兆梓先生传略》一文所述，金兆梓第一次进中华书局是为生活所迫：“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积欠北京教职员工的工资为数甚巨，先生迫于生计，乃于1922年春受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之聘，第一次进书局担任文史编辑”。⑥但金兆梓自述并非如此，在《追忆陆费伯鸿先生》一文中，他写道：“记余与先生相识，尚在民国十一年。其时余正在北师大任教，裒集在校讲国文法之稿，颜曰‘国文法之研究’，加以整理排比，敝帚自珍，径致中华，丐其出版。先生得余稿，当以畀编辑所，时阅稿者适为业师张献之夫子。张师时适主持文史，颇需人相助为理而未得，遂请之先生约余入局。余重违师命，乃由平之沪。”在另一篇他为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五十周年所写的文章里，他也说：“我头两次进中华书局的引进人，是我在中学里的文史老师张相--张献之先生。”⑦正是在张相的引导下，金兆梓逐步走上了研究文史的道路。他后来回忆说：“我原是个北洋大学矿冶系的学生，平日在学校中所喜爱的学科要算是化学，但我一生的工作中，却从来不是化学而是历史，尤其是教科书。”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向呢，就是因为老师张相调教的缘故： 我初次进中华，他正在主持文史地的中小学教科书。我一进局，他就教我编著一部新学制的初中本国史教科书。我推说历史非所素习，不好胡乱搞。他鼓励我并且允许我尽量帮忙。师命难违，我只好担任下来。在这书的编著过程中，他就用带徒弟的方式督促我，教导我，使我勉强编成这么一部书。不意这书一出，半年中销数便达二万五千部。这样的销数，在现在不足奇怪，在1922年的中国，可就是破天荒的事了。于是就有人恭维我是个历史教育家了。其实这是张老师作成我这不虞之誉的。但从此我却不能不钻研历史了。我的为学前途也便从此转了向。⑧ 虽然初任编辑就取得不俗业绩，但金兆梓似乎并未爱上这一行，仅工作一年，便考取外交部主事，复去北京任翻译。六年后的1929年，他第二次进中华书局工作，引进人是陆费逵和张相：“民十七，余挈眷南归，道出沪上，以旧谊谒先生（指陆费逵）暨张师于静安寺路总厂，时则国民革命军方底定江南，一时人心大慰，民气因之发扬。先生认文化教育之业为百事之基，欲有以辅助国民革命之鸿猷，坚邀相佐。余当时思归心切，请俟诸异日，先生乃挽张师屈趾旅邸者至再至三，余感其□殷，乃重理旧业”⑨。这次他一直工作到退休，时间长达23年。这23年，以卢沟桥事变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他积极组织编辑各种教科书，“包括从初小到高小、从初中到高中、从简易师范到普通师范以及南洋华侨各级中小学校课本用书在内，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已逐一出齐”⑩。这些书精益求精，具有较高的质量，使金兆梓几乎付出了性命不保的代价。多年以后，他以痛定思痛的心情来回忆个中的艰辛和苦楚： 第二次进局，局中狂于我编初中本国史的成功，谬以为我真于教科书已有了三折肱的经验，竟叫我做了教科图书部部长，将这件最麻烦的事整个压在我肩上。这件事怎么说是最最麻烦的呢？其一，从初一到高中所有的学科起码有十种以上，这十多种学科，又得按初高小、初高中四级高低不同程度为之配置材料；同时又将英、国、算、文、史、地、数、理、化、音乐、美术、劳作各科的编辑先生都合并到教科图书部中来归我领导。我当然不可能科科都升堂入室，但门口总得张这么一张，这张一张就已够苦了我。其二，所有这些科目的编制，当时都必须由教育部颁定什么课程标准、教材大纲。写教科书的人就得按部就班紧紧地扣住部颁的教材标准写，不许你自出心裁，自出心裁，就会扣你一顶不合标准的帽子而不许发行。……偏偏在我担任这劳什子部长时，正是反动政权权贵争夺教育部的当儿，所谓教育部部长不断在更换时，新部长对旧部长能显示的新猷，似乎就只在这课程标准的改订上。所以每换一个新部长，必有一份新的课程标准要颁布。……单就我担任教科图书部部长的五年间（1930至1935），就改订了课程标准三次。往往前一次的各科教科书没有全部改编完成，后一次又来，这时候全国中小学就得坐着等待新教科书的出版。于是，编辑人员、印刷人员、发行人员就得全部动员起来，终年累月忙得屁滚尿流，把这急如星火的工作赶办出去；而我和类似我的教科书负责人这一份辛苦就不用提了。综计在我这五年中随着这种工作的高潮，血压也随之而高达二百度以外者两次，性命几乎不保。（11） 如果说第一阶段金兆梓是由于工作紧张繁忙而陷入苦海，那么第二阶段他虽然工作上没有那么大压力，但因遭遇国难，仍然未脱离苦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举家避难香港，书局的重心也随之移至香港。上海中华书局的所有业务遂几乎停顿，编辑人员也大多星散，只剩下金兆梓和舒新城、吴廉铭、姚绍华等少数人留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租界，金兆梓被迫逃离上海，从浙江历经江西、湖南、广西、贵州而抵达重庆大后方。一路上，颠沛流离，艰险万状。到重庆后，金兆梓受命以总编辑名义行事，着手筹备于1938年停刊的《新中华》杂志的复刊工作，目的是一方面搭建平台宣传抗日以鼓舞士气，另一方面借以联系大后方的作家为中华书局写稿。1943年1月，《新中华》以月刊形式恢复出版，成为大后方唯一一份大型期刊，金兆梓任社长，并主撰社论。与此同时，他也出任编辑部长，协助书局成立编辑所和印刷机构。据姚绍华回忆，当日军大举入侵湘、桂，西南遍传烽火之际，金兆梓对大后方的出版事业贡献很大： 当时内地出版物印刷质量普遍低陋，先生就凭借到达渝地的港沪两厂技术员工对他的信赖，建议在李子坝建立印刷厂，并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以提高印刷质量。这样我局出版物印订质量迅速提高，还影响其他印刷厂家的印制品质量的增进。由于先生对书局的贡献，声望与日俱增，当时来重庆的各地经理，对他倍加敬重，称他“老夫子”而不名，多数印厂工人也都称呼他“老夫子”，这竟成为对先生的专用尊称了。（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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