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兆梓及其史学(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2:11:33 《史林》 李志茗 参加讨论
如果说上述两书是金兆梓从事新国史之作的实践的话，那么其实践之后的理论总结就体现在《芚厂治学类稿》中。该书是金兆梓从事文史研究四十年的论文选集，除序、跋外，分为通论类、史论类、专论类、考证类、杂文类五辑。其关于新史学的见解主要收在专论类、杂文类中。他认为历史所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事实，因此历史是一门探究过去事实以求得真相的学问。就此而言，历史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更不是科学，“历史只是历史罢了”。因为“物理、生物、社会、艺术、文学、政治无不各有其变动不居的历史，而历史的范围实已侵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文学的范围。那么历史之为学，竟是一切学问的综合，固然不属于哲学、文学，自也不属于科学，所以说‘历史只是历史’”（27）。 既然如此，那么如何研究历史呢？他认为治史是“探索现实生活的来踪去迹的学问”，而要明了这种来踪去迹，“惟有通史才能告诉我们”。因此，“真足称为史者惟通史”，“治史必先治通史”。（28）那何谓通史？金兆梓考索文献，循名责实，指出率先提出此名并加以解释的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但是章氏对什么是通史也不甚了了，只有“不为义例所拘”和“独断于微茫秒忽之际”的两句空谈。通过研究，他认为通史“就是专用以说明人类种种活动间交午影响的关系，藉以明了文化整体的如何演变”，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人之际”也就是人类和自然之间种种纵横交错的关系，如果能究极“天人之际”的所以然，就能明了一个时时或竟是息息的演变，是即所谓“通古今之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惟有明其变以通今，方可算是治史”。（29） 正因为此，他对民国时期的一些繁琐考证很不为然，说古史辨派用两本书的篇幅探讨禹之神人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是无谓的考证，因为神话英雄是古人的时代意识所致，中国和别国都一样。再如乾隆皇帝是否海宁陈氏子、尧舜是禅让还是篡夺均无关历史宏旨，考证再精当又有何用？他主张考证应建立在通览全史的基础上，“顾自吾之意，以为当通览全史而窥其变，窥其变之来踪去迹，得一整个之趋势，则遇有史实之不合此趋势或与之有悖者，然后取而施以考证功夫，则此考证功夫始为不虚施”。（30）这与梁启超的看法相似，梁氏也强调考证之功无须遍及琐事，治史者不该费全部精神于考证，而应“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斯则吾侪今日对于斯学之一大责任也”。（31） 除上述以外，金兆梓对史学的其他一些认识和看法也颇有价值，足堪玩味。如对于梁启超1923年所提出的新史学三问：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32）金兆梓在《芚厂治学类稿》中都做了回答，与梁启超的观点有同有异。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归纳法是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但在史学领域要谨慎使用，毕竟历史所用的归纳法与科学所用的归纳法不一样。不同的是梁启超将历史分为自然系和文化系两部分，认为自然系受因果律支配，具非进化性质，而文化系不受因果律支配，有进化的性质。但金兆梓则并不像梁启超那么“辩证”，他认为历史生生不息，是发展、进步的，不能杂以因果律，如果“必由外加以因果之外衣，而目之为有是因必有是果，则历史之发展将几乎息矣”（33）。 金兆梓还认为中西历史观念不同，社会演进的路径也不一样，以我国社会演变过程而言，实先有封建社会而后有奴隶社会。因此针对“目下吾国新史家有一成见，以为我国社会演变之过程必同于欧洲--必先有奴隶社会而后有封建社会”，他是蓄疑已久，不吐不快。他以为“就吾国史籍所载，吾国封建社会之形成，其时实在周世”。“至我国奴隶社会之形成，则当在战国到西汉”，“唐以后海外贸易相当发达，而奴隶则相仍不废；直至明季，蓄奴多者尚以千计”，“清继明，奴隶制始行消灭”，因此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可称为奴隶时代。为什么呢？他解释说“封建社会之生产方式为纯农业的；而奴隶社会则并不限于农业”。“其在欧洲，希腊固以工商业为主要生产而未尝无农业；罗马则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未尝无工商业；此则我国惟秦汉以前则然。欧洲中古时代之封建社会，其生产亦为纯农业的，工商业则不过寄生于农村而为之附庸，此在我国，惟周代则然”。所以，封建时代和奴隶时代“实系受生产方式之影响而自为各别的发展”，“并非必须为先后的纵的演变”。（34） 撇开正确与否不论，单就这个观点的提出便可见金兆梓是个善于独立思考，有自己想法的人。因为入民国以后知识界的风气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的真理，所以梁启超等倡行的新史学即是奉行西方史观，以西方史模式来改写中国史。（35）这由“我国社会演变之过程必同于欧洲”及以西方上古、中古、近世三阶段论划分中国历史时代的做法被奉为圭臬便可见一斑。但是对于这种流行的西式历史观念和书写方式，金兆梓并未随波逐流，不仅所著的《新中华本国史》中没有采用，而且还撰有专文进行批评，指出“真足称为史者必具有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史观，一国更有一国的史观，不能不论古今中外，“而一例绳之以一定之公式与方法”。（36）的确，每个民族都是特殊的，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尤其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源远流长，自成系统，能否适用西方历史观念及其理论模式需要经过研究和论证。金兆梓反对生搬硬套，主张从事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显然是正确的。 在发起新史学运动十多年之后，梁启超曾总结说：“近世史学，日益光大，若何而始谓之史？史何致力，而可以得良史？世不乏能言之者。……然而实行其所信，以之泐定一史，使吾之理想，得有所丽，以商榷于世者，何其寥寥也？”（37）应该说他是不满意当时新史家只纸上谈兵而不力行践履的做派。金兆梓也许够不上新史家的资格，但从他的史学实践与理论来看，他既“能言”，又“实行其所信”，是难能可贵的。就此而言，从事文史工作的他不仅参与了新史学建设，而且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四 余论清末民国时期，史学由边缘走向中心，获得了长足发展，名家辈出，群星璀璨。年长于金兆梓的有梁启超、王国维、朱希祖、陈垣、吕思勉等，年次于他的有陈寅恪、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萧一山、张荫麟等。此外还有鲁迅、胡适、冯友兰、汤用彤等一批其他学科的名学者，在本学科史的研究上也颇有建树。与他们相比，金兆梓自然逊色很多，可作为一名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学者型编辑，他也有他自身的优势和特点。 首先，他虽是半路出家，从其他职业改行做历史编辑，但他学有根底，经过中华书局老编辑张相等的调教，水平提高很快，牛刀初试，便出手不凡，自信心大增，并对历史产生兴趣。从此，他一边编写历史教科书，一边钻研史学。编研结合，相辅相成，既使他的阅读面广博，知识面拓宽；也使他学有所长，术有专攻，成为一个专与博的复合型人才。所以面对名家，面对理论，他不迷信，不盲从，而是理性对待，认真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如梁启超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当时史坛执牛耳的人物，金兆梓阅读了其有关史学的著述，很受影响，但并不完全赞成梁启超的观点。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历史有无因果律、历史是否进步等之外，在历史的功用问题上，金兆梓与梁启超的观点也不大一致。他说：“梁任公下历史的定义，且曾名历史为‘国民资治通鉴’”以及“用前言往行来激发今人民族精神之说”，“在我以为都不免似是而非”。因为“一时代自有一时代的社会意识，即一时代各自有一时代的政教文物，也便是一时代有一时代善恶是非之标准。以古今之是非为是非，以古人之善恶为善恶，拿古人来激发今人，根本不合理。这样虽着眼于今，又何补于现实”。（38）在他看来，研究历史，眼光是要注射到当今，但要从这个当今出发去探索其历史上的来踪去迹，唯有如此才能通今，与现实生活相干。现在我们认为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从现实追溯历史，是史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重要方法。而金兆梓当时就能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其次，中华书局以教科书起家、并以教科书为主业，金兆梓身处其中，对编写教科书轻车熟路，很有经验。他善于综合归纳当时学界的知识和成果，并全面系统、有条有理地阐述出来。他所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通贯古今，明其本末，适合于教学。但学者未必能够如此，刘师培、夏曾佑、张荫麟等大学者都编过中学历史教科书，可均未能完编。刘师培只编到西周，夏曾佑编到隋朝，而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也仅编至东汉为止。至于作通史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45年，顾颉刚在所著《当代中国史学》中就说：“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并批评“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它们共同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在已出版的通史中，他认为较为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和钱穆《国史大纲》等几种。可其中除吕思勉、钱穆的之外，“其余均属未完之作”。（39）可见当时的通史著作问题很多，即使是少数较好的名家之作，也多数未能完编，缺陷明显。金兆梓的《新中华本国史》也是部通史，虽然未入顾颉刚法眼，却得到一线教师的青睐和肯定，认为其“上编分门叙述，通贯古今，下编综合铺陈，明其本末”，这样的体例在近代中国的通史著作中属首创之举；该书不仅是本好教材，而且可作为治史者的入门书。（40）就此看来，金兆梓所著通史口碑不错，未必不如大学者。 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与金兆梓第三个方面的优势和特点有关。他既是历史教科书编辑，又是历史研究者，出入于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两个领域之间，深知两个领域之间的区别，也非常了解青年学生的心理和需求。他说：“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本体，其态度是科学的”，而“历史教学的对象是历史的作用，其态度是教育的”，因此历史研究的结论有时与历史教学的目的会发生冲突，此时历史教育者必须本其教学的立场加以取舍。（41）他有这样的认识，在编写通史时自然会注意这个问题，避免给读者造成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此外，他也懂得青年的心理特点，说他们是纯洁的白纸，不能拿情感刺激给他们当家常便饭。针对当时学界、政府利用史学作为国耻教育的题材和工具，希望藉此刺激青年，激发他们的民族精神，他认为用心虽然良苦，但方式方法有问题。“因为自从清季以来，我们民族因清政府的无能，上尽了当，吃尽了亏，洋鬼子变成洋大人，久已媚外成性，自己看不起自己了。再要拿这些国耻去刺激，依我看恐怕要非徒无益，或者要陷溺益深”，所以“我们现在这脆薄的民族精神是只可从正面去培养，不可再从反面去刺激”。（42）基于此，他编写的通史对近代部分只以综合的叙述为主，并不过多描述那些失败和惨痛的史实。这在国耻教材满天飞的当时，别具一格，很有新意，尽管后来因不符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而遭弃用，但还是被不少人视为有价值之作。章巽不惜“续貂”之讥，进行补充，以《近世中国史》为名重版；而沈云龙则将之列入其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再次出版。经查，此书是唯一一部被收入该大型资料丛刊的近代中国通史性质的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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