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兆梓及其史学(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2:11:59 《史林》 李志茗 参加讨论
当然在此期间，金兆梓也与时任总经理的李叔明在书局的出版业务、经营管理、发展方向等方面都有分歧而发生冲突，但他始终以大局为重，努力操持，维护书局的利益，使书局处于一个较好的运营状态。正是由于“他对本局编辑出版业务，始终积极负责，这对当时编辑所的同人是一种有力的鼓舞，并为抗战胜利后渝沪两地编辑所的合并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13）。 抗战胜利后，金兆梓回到上海。由于身体原因，加上得知老师张相去世之消息，他开始萌生了退志。1950年，因高血压复发，病状甚危，他按照新颁劳动保险条例办理退休，全家移住苏州。在苏州，他先后当选为市人民代表、市人民委员会委员、苏州市副市长，同时又被聘为江苏省政协委员。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指定中华书局作为其办事机构，主要从事我国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为了加强中华书局的力量，除将舒新城和金兆梓调回书局以外，还把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金兆梓以书局副总编辑的身份兼任该所主任，直至1966年。这是他第三次进中华书局。不久以后，他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并兼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为古籍整理事业及团结上海文化出版界爱国民主人士等做了一些有益工作。（14）1975年，金兆梓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三 由编书向治史上文业已提及金兆梓认为自己治学发生转向，走上研究文史之路是受张相及中华书局影响的。诚然这是主因，但也不应忽略当时的社会背景：一方面，自清末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以来，中国史学便进入了一个建设新史学的转变期（15）；另一方面，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史学关系国家兴亡的一面得到强调和凸显，于是史学的地位得到提升，从边缘走向中心（16），成为当时学术的主流。金兆梓进中华书局时正处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因此他初次编写《新中学初级本国历史》便畅销一时，驰誉全国。“从这以后，先生也就逐渐改变了从事科学发明的初衷而走上了钻研文史的道路”（17），表现在他为编辑出版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终年累月忙得屁滚尿流”的同时，也潜心著述，除了编写初、高中历史教科书外，还撰有《法国现代史》、《俄国革命史》、《现代中国外交史》、《中国史纲》、《近世中国史》、《芚厂治学类稿》等著作。 其中前三者列入吴稚晖、蔡元培、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时代史地丛书》，后三者均为中华书局出版。《法国现代史》由楼桐孙校阅，1929年出版。全书分为7章，没有绪论或前言、后记等，无从了解金兆梓编写此书的意图、设想等。《俄国革命史》为何炳松校阅，1931年出版。全书除《绪论》、《结论》外共6章。《绪论》言：人类历史上可记之大事，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只有1917年之苏俄革命。这两种革命有同有异，同者就是“为人类不平之鸣”；异者因两国历史演进之不同而一为政治革命、一为社会革命，“盖法国当日不平之象在政治，故政治组织变，而不平之心去。其在俄国，则非唯政治上有不平，不平之象实深入于各种社会之组织，故非举全社会组织摧陷而廓清之，不足以泯民心之不平”。然而，俄国革命后仍不能妥善解决社会组织中的农民问题，因此发生种种困难，“至今犹杌陧不安”。本书是继《新时代史地丛书》已有之《法兰西革命史》而作，“俾读者知法俄两大革命，皆各有其真正之意义与价值，各有其不可避免之趋势与需要，以正偏激者盲从之惑，兼以祛墨守者疑惧之怀，并藉以自审吾民族趋势与需要之果何在也”。据此可见，金兆梓对苏俄革命的认识是很有见地的，的确看出了其症结所在；他对于社会变动的看法也很理性，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采取什么形式都无可厚非，但不能东施效颦，要符合国情及本民族的需要。《现代中国外交史》系王宠惠校阅，1930年出版。全书除《绪论》外，共7章。书中认为，自16世纪西方人窥视中国以来，中国的外交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自葡人之经营澳门迄中英鸦片战后，（二）自中英鸦片战役迄中日甲午战役，（三）自中日甲午战役迄世界大战，（四）自世界大战以迄于今。其中前三个时期实无外交可言，只有第四个时期，“则国人因所受刺激过巨，痛已切肤，群起而为自卫之谋，从事恢复国权之运动；外交当局者亦大都已略知世界大势与外交惯例；不似前此外交当局之昏昧，乃起而顺应国民之愿望，力求于坛坫之上，为恢复国权之谋。在外交上已开始进行略有端绪，可称有所谓外交矣”。当然，著者金兆梓也认识到中国之有外交不过是晚近之事，实无法入其堂奥，与欧美列国平等地坐而论道，仅能临时因应，为主权局部之恢复，还远达不到主权完整平等、独立自主的目的。所以，“本编之作，即本此旨为系统的叙述。读者由上述递嬗之迹象求之，庶可知今后所应努力之所在矣”。（18）该书校阅者王宠惠是资深的外交官，他认为中国自有国际交涉以来，记载苦无专书，“以致坛坫之上，不获有考镜之资，即学校及一般民众，亦无缘得睹善本，以激发起志气”，该书“摉集之富有可佩仰者”，其出版不仅填补空白，而且有现实意义。（19） 梁启超说：“为什么要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20）据此衡量，上述三书都不是金兆梓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而是他为了现在而追溯历史，寻根究底、深入钻研的成果，体现了他的现实思考和经世情怀，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它们均为具体的专题或断代史书，而“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也就是做一部通史，“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21）可是，尽管中国旧史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所以梁启超指出理想的新中国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也”。（22）在他的呼吁下，很多人在积极讨论新史学问题的同时，也努力编写新中国史，如著名学者刘师培和夏曾佑都曾编写并出版中国历史教科书（23）。受此影响，以编辑历史教科书为业的金兆梓自然也参与到建设新史学的潮流中去。《中国史纲》、《近世中国史》、《芚厂治学类稿》三书就是他理论探讨与具体实践的成果。 《中国史纲》、《近世中国史》原名《新中华本国史》，分别为该书的上下两编。金兆梓对编撰本书的缘起有如下的说明： （一）本国历史的推移，实以国际不平等条约之缔结为其最重要之关键。本书即以此为分界，将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述国际不平等条约缔结前的史实，下编述自此以后的史实。（二）本书上编注重中国民族及文化之由来，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民族活动及生活之所由发生与其变迁的趋势，以及帝国主义侵入前之民族文化何由构成；下编则注重帝国主义势力之侵入及其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术之影响与流变，以说明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及现代社会之趋势。（三）本书编制，略仿美人Hayes and Moon的Modern History之体例，于国际不平等条约缔结以前之史实，就先民活动之各方面分别述其变迁，以期使学者本国民族整个活动及生活得到一个分析的观察；自国际不平等条约缔结后始为综合的叙述。缘年代较远之事实，非作分析的观察，不易得其大概；近世事实，自以综合的叙述可得其整个的概念。（四）历史事实各方面之演进，有急流，有缓流，有明流，有暗流，有交流，有旋流，有本流，有支流，颇似水流之推进。历史讲述而必划分时期，实有似乎抽刀断水，势不可断，勉强割裂，近于无谓。本书既认国际不平等条约之缔结，为本国趋势推移之重要关键，对于向来勉强划分之时期，尤无可迁就，所以不用。（24） 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及适用性如何呢？1934年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的著名学者章巽面对琳琅满目的中国史教科书，却为找不到合适的教材而烦恼。当他看到金兆梓的《新中华本国史》后，认为该书发凡起例，深具匠心，便于教学，遂一眼看中，定为教材。后来他回忆此事说，中国旧的通史著作，往往偏重政治，难窥全豹；新的通史书籍糅杂混乱，也很少疏通知远之作。这种苦痛，读者固然身受，一般学校教师尤所深切感觉。所以，“一本完善的中国通史读本，无论对于教师、学生或普通读者，都是急切需要的。民国二十三年秋，我执教于天津南开学校。南开的课程标准，本来较重数理化和外国文；及九一八事变发生，平津震动，学校当局深感史地教育对于应付国难之重要，所以一面组织一个东北研究会，一面特别注重史地课程之发展。关于高中历史部分教科书，西史采用 Hayes and Moon合著Modern History；中史方面，选择时反甚感困难，但是后来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选定金兆梓先生所著的《新中华本国史》”。（25） 然而，其后因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新课程标准，《新中华本国史》的体例不合标准，于是金兆梓不得已另编《高中本国史》，此书遂遭搁置。章巽认为该书很有特点，体例“在近代中国的通史著作中可说是首创”，“岂仅在中等以上学校为良好教科书，即就一般治史者言，也可算得是一把入门的锁钥”。如果就此弃之如敝屣，非常可惜，所以趁1941年春来沪之便，找到金兆梓希望将该书补充重印。“会金先生因职务关系，颇荣心于人事，遂以此项工作，委托给我。我因鉴于一般人的需要于读史者如是其急切，而坊间适当的通史著作又如是其稀少，也就不避‘续貂’之讥，从事补充，至最近史事为止。并为读者方便起见，析原书之上下两编，使各各独立，题上编为《中国史纲》，下编为《近世中国史》”。（26）这就是《新中华本国史》变身为《中国史纲》、《近世中国史》两书的由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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