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政治空间观念研究以其“安内”政策为中心的探讨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1:11:18 《东北史地》 罗 敏 参加讨论
| 作者简介：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作为政治家，蒋介石之所以能在1920、1930年代先后消灭北洋军阀和内部地方割据势力的挑战，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①，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战略思维与运用能力明显要强于其同时代的地方政治人物。与蒋同时代的政治家也是其对手的周恩来曾评价称：“蒋介石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一个拙劣的外行，说他是个战略家也许还凑合”，“他的政治嗅觉比军事嗅觉敏锐”，“这便是他得以战胜其他军阀之所在”。②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蒋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正如他在日记中描述的：“局势日趋紧急，粤变有蔓延之势，赤匪有猖獗之象，北方尚未稳定，倭患正在酝酿，加之洪水成灾，哀鸿遍野，此诚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交迫之时，险象环生，大局严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③为了应对前所未有之危局，蒋坚持的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是这一政策的前提和中心。蒋之“安内”政策的首要目标为中共，其次则为国内处于割据状态的地方实力派。从空间分布看，以蒋为首的南京政府的统治根基依然未出长江中下游流域七省之范围。而中共在其中心势力范围内的武汉、南昌、南京等地附近先后建立了中央、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和闽浙赣等几大根据地，游击区达到124县以上，蒋三度围剿均未奏效。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只有张学良与蒋关系密切，南方的粤桂是反蒋的大本营，西南的川滇黔、西北的晋陕甘青基本都各自为政，不受南京控制。 蒋对如何“安内”是有先后缓急之别的，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1932年年底，蒋在永绥舰中思索对内的“基本政策”，认为：“第一步肃清赤匪，整理政治，以巩固基本势力，保全中心区域”，“对西北掌握、西南联络，对南部妥协，对北部亲善、放任”。④1933年热河失守后，蒋对北方的政策由放任转为统制，于3月6日北上保定，撤换张学良，以“镇摄北方为革命基础”。⑤至1934年年中，随着剿共形势的变化，蒋对南方的粤桂反对势力由消极“妥协”转为积极“平定”。自1934年7月10日以后，蒋每日都将“平粤计划”列入日记的“注意栏内”，“以为自检”。⑥ 目前学界关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应变图存问题的相关研究，大都围绕其对日政策的形成过程，即如何“攘外”这一层面展开讨论，而对其“安内”政策在实践中的具体演变过程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⑦本文尝试依据蒋介石的日记，透过其对政治空间观念的认知和他在地理空间上移动的轨迹与范围，力图揭示其空间观念和轨迹变化背后所蕴含的“安内”政策演变的信息。 安定北方在1930年代蒋介石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是保卫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九一八事变后，蒋获知日本攻占沈阳、长春、营口的消息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在日记中痛下决心：“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⑧1932年9月13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预期十年以内，恢复东三省，同为中华人民血气之伦，当以此奋勉。而况为我父母之所生者乎？”“预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中秋节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收回台湾，琉球。”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恢复沦陷的东北失地始终念兹在兹，但对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兼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所奉行的“不抵抗政策”并未高调苛责。是因为张学良的处境，与蒋在“济南惨案”时的遭遇可谓同出一辙，所以有不胜同情之感。1928年5月，当国民革命军势力向北推进至山东境内后，日本公然出兵阻挠，炮轰济南城，并要求中国军队“撤退济南周围廿里军队与禁止反日运动”等屈辱条件。日军在济南惨杀中国军民的暴行激起了蒋内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在日记中痛陈道：“济南七日记之耻辱惨痛，甚于扬州十日记。凡我华人得忘此仇乎？”然而，面对现实中两国实力之间的巨大差距，蒋介石不得不忍辱负重，“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惟一方针”，率军绕道继续北伐。⑨ 作为弱国的领袖，蒋认为：弱国的国防不能像强国那样“重边疆”，“取攻势”，只能“重核心”，“取守势”。⑩在东北边疆已失的既定事实面前，蒋主张“东北失地任国联以政治方法解决，不愿以武力反攻收回”。蒋认为，真正攸关存亡的是关内的华北，如果日本“欲在关内再进”，“则必死力抵抗，虽被其全国占领封锁，亦所不恤”。（11） 中原大战后，蒋为了拉拢张学良打击阎锡山和冯玉祥，委任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将华北军政大权委托其全权处理，（12）甚至有培养张为接班人的想法。蒋在日记中记载，1930年12月4日，蒋与参加三届四中全会的张学良叙别时，“托以万一我去后或死后之国事，又告其各将领之性质，并赠其完人模范一书，未知彼能有何感觉”。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蒋之政治盟友的张学良，因失土之责而遭受粤方的攻讦。1932年1月锦州失守后，粤方元老邹鲁在四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惩办张学良案，张之地位因此岌岌可危。此时，蒋虽已自身不保，因粤方反对而宣告下野，但依然设法保张。1月8日，蒋致电宋子文，告以：“此时以巩固汉卿地位为惟一要旨，如汉卿能不辞职，务望勿辞。”在蒋看来，粤方之所以力主惩张是欲“借外侮之名先扫除其所谓蒋派势力，北方则由冯主持以倒张；南方则由粤桂出兵两湖，以除蒋也。”（13） 1932年1月中旬，蒋介石联手汪精卫，重返政治舞台，汪出任行政院长，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蒋主军、汪主政的政治格局。蒋对日坚持“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方针，（14）对内政策为“统北缓南”，“对南部妥协，对北部亲善、放任”。（15）蒋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对胡汉民、陈济棠等人割据两广，只能暂取妥协、联络的态度，而对北方则力主维持现状，继续支持张学良。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对桂系负责与中央联络的政客王季文所述“阶段斗争急于民族斗争，暂失东北，令倭寇为我防范苏赤，未始非计”的看法，表示赞许之意，认为王“有几分观察能力”，“皆中肯之谈也”。（16） 蒋“统北缓南”的战略部署为汪精卫与张学良的冲突所打破。1932年5月，《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签署后，日军对南方的侵扰暂告平息，目标转向北方的热河。6、7月间，汪精卫不满于张学良对日军侵热的消极敷衍，力主撤换。此时，蒋正坐镇汉口部署新一轮的剿共攻势。他对汪、张的矛盾感到左右为难，他对张学良的懦弱和无所作为深感遗憾，认为“不能不管”，“如放任则又恐变为东北第二”；但是“如管理则时间不许，实力亦差，而与缩小范围之旨相反”。在蒋看来，“如能假我三月至半年时间，则事可为也”。（17） 随着热河危机的加剧，汪、张关系终至破裂。8月6日，汪精卫公开致电张学良，宣称“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愿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来劝告张同时下野。面对骤然爆发的汪、张冲突，蒋以“在剿匪期间，决不能回京”为由，（18）坐镇武汉，沉机观变。蒋力主维持现状，“中央处理，以汪复行政院为宜，否则只有自任；北方处理，以留张在平为宜，如不能留，则只有以余自任委员长”，“继持现状，待剿匪成功之后，再问北方之事也”（19）。为了保持北方的安定，同时因汪之去张背后其实别有用心，（20）蒋对张采取了去名存实的处理，令张辞职，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由蒋自兼，张以私人名义代为主持。 蒋虽一再督促张学良出兵入热，但并非要求其与日展开大规模的决战，确保热河不失，只是希望张牺牲一部分自己的部队，使日本人进占热河时要付出相当之代价，为自己争得一些面子而已。蒋对热河局势早已“预备其失守”，甚至做好失地后被反动势力攻击得体无完肤的心理准备。蒋认为，即使遭受如此侮辱，也要“卓立不动”，“以贯彻余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之主张，先巩固革命基础，整顿革命阵容，再与倭寇决战也”（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