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政治空间观念研究以其“安内”政策为中心的探讨(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13 《东北史地》 罗 敏 参加讨论
与此同时，蒋之坐镇武汉也是避免直接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欲以超然的姿态，静观事态的演变，从容加以调解与操纵。1932年8月，在汪、张交恶期间，蒋以“在此剿匪积极进行之时，万难回京”为由，坐镇武汉，其用意是欲“以静制动”、“沉机观变”。（41）他的政治对手对此分析得入木三分，两广方面认为：“汪张负气一辞后……要人之车驾频繁扰攘喧噪，弄成一团，惟蒋介石萧然避暑汉皋，深得诸葛武侯宁静致远之旨，以不着边际手段周旋于两方之间。”（42）又谓：“二月来之南京政局，又有一番如走马灯式之照例演变，汪之始而辞职，继而称病，已包含无限内容……以致孙科之北行，汪兆铭之传说出国，使政海波澜，更呈决荡之观。蒋中正坐镇汉皋，为后牵线，实为此中一切之发动人，以表演其拿手之舞台剧也。”（43） 巡视西北、华北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于10月3日发表“江电”，提出要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等一系列政治主张，但遭到时任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蒋因感愤环境之恶劣，一度曾有“另辟途径，致力遐荒”的想法。（44）12月10日，蒋致电顾祝同称：“中拟哿日后来潼关、西安视察，拟在西安渡岁，预备率部入甘，实行开发西北，以身为倡导也。”（45）其后蒋虽未能如其所愿，前往开发西北，但西北开始为国人所注意，从事开发与经营，则因蒋之倡导而实行。1931年3月20日，蒋又通过令敕各学术机关遴派专门人员，酌给旅费，组织西北学术考察团，实地考察西北地理、地质、生物、古物、人种各项学术案。（46） 东北沦陷后不久，9月26日，蒋便开始考虑“移首都于西北”。10月3日，蒋与手下幕僚熊式辉讨论备战计划时，表示“余意无论此次对日和与战，而西北实为我政府第二根据地，万一首都陷落，即当迁于洛阳，将来平时亦以洛阳与西安为备都也。”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方以要求中国军队撤出闸北为由，再起冲突，上海告急。蒋于是决定迁都洛阳。蒋于2月2日凌晨五时抵达洛阳。在洛期间，蒋获知“自黑石关以东至汜水之间地形复杂，虽有飞机大袍亦无所施其技，更知为迁都西北之必要也”（47）。 蒋虽从国防角度考虑到西北战略地位的重要，但对西北的地理概貌所知甚少。1932年6月19日，蒋邀请翁文灏来讲学，才得知“东北与西北农产地之分量，据其以气候与雨量而论，则西北只可移数百万之民为屯垦防边之用，绝非如世人所理想者可容八九千万之移民也。”一向择人苛刻的蒋介石对翁称赞不已，在日记中写道：“翁实有学有识之人才，不可多得也。”蒋了解到西北资源贫乏后，开始考虑仅将西北作为应急之地，将目光转向四川。 为了加强西北的经济建设，将西北建成国防据点，在193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要将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他认为：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集中海口；开辟道路、航路，完成西向干线；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全国大工厂、铁路及电线等项建设，均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为纲领等等。（48） 10月，蒋巡视了洛阳、西安、兰州等地，前往“规定陕南修路与经济方略”。（49）10月10日上午九时，蒋到洛阳参加阅兵国庆典礼后，感觉“气象更新矣”。11日下午，蒋到孝义视察军用化学新厂后，认为“规模宏远”，“愿得如期生效也”。12日上午9时，蒋抵达潼关，登东门，眺望“第一关风陵渡北之中条山与南十二塞。黄雒、渭水由西北会汇于此，直注东流”的雄伟景象后，顿生“如此形胜而不图保存固守，何以对先人耶？”之感。 17日，蒋由西安飞抵兰州，视察完黄河后，在日记中写道：“至此更知中国之伟大与可为也。左公规模之大尤为心领。黄河形势雄壮，西北物产之丰，倭俄虽侵略倍至，如我能自强则无如我何也，极思经营西北以为复兴之基地。”19日，蒋由甘肃飞宁夏视察，见到久未谋面的马鸿逵母子后，感到“到此亲爱无比”，认为“宁夏政治渐上轨道，或在陕甘之上，可慰也”。亲眼见到“贺兰山之雄伟，与黄河之深长”，他立下誓言称：“见贺兰山之雄伟而不起汉族复兴之念者，非黄帝子孙也。”（50）21日，蒋前往咸阳拜谒茂陵和周陵后，在日记中写道：“谒文武周公之陵，而不思发扬光大其先人之基业者，非吾族类矣。” 华北一直处于地方实力派掌控之下，在蒋看来，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都有成为“边藩之第二”的可能，提醒自己：“可不慎乎？”（51）为增强华北的向心力，蒋于10月24日由济南飞抵北平。在北平期间，他先后视察了紫禁城东南角、朝阳门和瀛州白塔等地的工事，认为：“以如此形势与坚城，若弃之不守，诚非黄胄矣。”（52）11月3日，蒋在怀仁堂召集全体军官训话后，从西直门坐火车前往居庸关。登临长城后，他感慨长城之雄伟与精坚，提笔写下：“未登长城不知中华民族之伟大，一入潼关更觉黄汉历史之光荣”二语。 蒋自1927年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军政最高领导职位后，虽曾于1928年7月和次年6月两次莅临北平，但都止步于长城，未曾踏足关外地区。蒋第一次领略塞北风光，见“桑乾河水清流与高山之环绕平原，草木茂盛，土地肥美，且能种水稻”，不禁联想到了江南故乡的风貌。（53）11月5日，蒋从张家口继续向西，经柴沟堡、永嘉堡、高城前往大同，沿途山河秀丽，土地膏腴，令蒋印象深刻，感慨道：“如果再有森林，则江南不及此矣。”7日，蒋在绥远会见了荣王、德王、潘王等蒙人与党政人员，并对各主席和边外将领指导一切。德王盛赞蒋是二百余年来第一位来蒙边巡视的国家最高领袖。（54） 11月8日，蒋由绥远飞抵太原，他对阎锡山在山西所从事的各项建设，印象深刻，认为：其规模与经营都很远大，只是惋惜其“奈何不用之于全国与民族之上也”。9日，蒋前往阎的故乡河边村，探望其封翁之病。途中，阎向他陈述三点建国主张：“一、对日不主准备武力，免日仇忌，使倭对我无法可施，而后我乃有法对倭，专重黄老之说也。二、对内中央有力，地方有权，注重集中人力，消除阶级斗争，奖励科学人才与造产，建设发展物力，而其造产方法，为以物品代币钞之信用基金。三、剿匪完成时召开救国会议，使地方军政长官免除中央救国障碍，中央为地方消除行政困难，如此则地方如不从令一致，是其自外救国之道，必为国人所共弃云。”蒋听后，认为其“研究颇深”，但对阎所虑“倭寇拥溥逆入关，对各省地方分地封爵，使各地受爵者有与伪倭存亡荣辱关系，不能不力护伪倭而抗革命”，又虑“倭於倭俄战前不仅占领华北，而且必占领南京”，蒋不以为然，认为是其“杞忧过甚之言，而于内外现状未甚注意也”。（55） 巡视西北、华北归来后，蒋开始思索“制定进行整个之计划”，研究“政治全部之设计与方针”，并提醒自己“政治进行方略不可忘了本末先后之程序”。他所关注的问题有：“1、改组中央乎？2、收复西南乎？3、规划川相黔乎？4、西北准备建设计划；5、华北方针；6、晋察绥蒙之设计；7、整军设计与方针；8、对倭对俄之研究与人选；9、定川方针；10、禁绝鸦片计划；11、改组浙府；12、蒙古指导长官；13、全部之政治与经济计划。14、军事机关之根本改造；15、江西善后设施。” 通过巡视西北、华北各地，蒋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幅员之大，社会复杂，人情不同，不但自然地理关系，施政应分别彼此，而且时间与程度关系，亦应因时因地与因人而定其法律与制度也。故今日中国之法制应有重新产生自订，决不能抄袭现在欧美所定之法制，否则未有不谬柱鼓瑟，徒见其治丝益棼而已。”（56） 蒋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全面思考，集中体现在其与汪精卫联名发表的“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中。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11月27日，蒋、汪联名发表的“感电”，明确宣示：“救国之道莫要于统一，而实现统一，端在乎和平。吾人当此历史空前未有之国难，若非举国一致，精诚团结，避免武力为解决内政之工具，消弭隔阂，促成全国真正之和平统一，实无以充实国力，树立安内攘外之根基。”在和平统一的前提下，蒋进一步将孙中山所提出的笼统而缺乏实际界限的中央与地方之间均权理论，具体列举了法制、用人、行政、财政、军队五方面的内容，作为过渡期间的变通办法。蒋强调“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解决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即人民及社会团体间依法享有言论结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则政府必当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他还明确表示：“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57）诚如已有论者指出：“感电”虽仅为一纸电文，没有实质的约束力，但可谓是蒋自“九一八”以来对国事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指示着国民政府总体思路的发展方向。（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