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政治空间观念研究以其“安内”政策为中心的探讨(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29 《东北史地》 罗 敏 参加讨论
建设东南东南既是国民政府首都的所在地，又有令蒋魂萦梦牵、依依难舍的故土--浙江奉化。富庶的东南诸省既是支撑蒋氏权力基础的核心区域，又是令蒋之身心得以自由舒展的精神空间。 蒋对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情有独钟，赞叹不已：“南京风景之美，甲于全国，亦于此见之，雄壮巍巍，诚不愧为首都也”，（82）“金陵形势与风景并胜，实世界无双之首都也。”（83）1934年7月5日，蒋留下遗嘱称：“余死后，不愿国葬，而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紫霞洞之西侧山腹之横路上。” 蒋笔下的故乡山水既雄壮浑厚，又奇丽无比，“山云中阳光影射，山空一如如雨布，远山尖峰争白，余朝望越远越秀，松风溪水声静如弦，心境为廓然，妙高台之暮景冬色，至此方领略其优明无匹也”（84）。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国难危机关头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党国的内外大计、党政人事的调整，均待由大会及其后的一中全会来决定。大会前夕，1935年10月25日，蒋回到故乡，潜心思虑，“独观千丈岩瀑布约半小时，心净境空，虑忘形释，得益非鲜也”。（85）四届六中全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与一中全会期间的四十个日日夜夜，令蒋备受煎熬，“忍受复忍受，悲痛又悲痛，幸得免于横决”。（86）至次年3月中旬，蒋因军政繁忙而感心力交瘁，认为“非暂离京休息必致贻误大事”，遂下决心“急回乡扫墓，以慰先人之灵也”。回到故乡后，他与妻子一起“游法华庵竹山，掘冬笋，在厂下泉潭对饮，泉清竹深，尘心顿息”（87）。 江浙既是南京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令蒋魂萦梦牵的精神家园，东南地区自然成为整个国防计划之重心所在。1934年年初，蒋开始考虑“东南国防之政治与军事计划”。此后，蒋多次在日记中提醒自己要注意“东南国防计划”、“东南建设步骤”。（88）同年8月，蒋开始计划东南公路。（89）次年8月，蒋决心“以五百万园建筑首都要塞”。（90）蒋在“剿匪”已“达到七分之成功”后，于1936年将工作中心转向“抗倭”。（91）是年2月，蒋在南京坚守了整整一个月。这对他来说可能是非常少有的情况，为此，他在日记中特意记道：“本月全月在京，无敢或懈，尽忠职责，无愧于心也。”（92） 论者有谓，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打破了中国近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政治地理格局。民国政治中心的南移，造成国家政治辐射与对外防御的式微。（93）国民政府将政治与经济中心置于东南沿海地区，确实令国家的对外防御功能大受影响。何其巩在密呈蒋介石的条陈中即指出：“就对日国防形势而言，北方居于前卫，江浙平时为财赋所从出，战时立成前卫，与北方同。”（94）考虑东南地区战时将成为日本从海上入侵的最前沿，蒋自1936年10月起便开始预定各院部迁移计划，并预备将瓦斯和汉阳药厂等一批重要企业迁往内地。（95）与此同时，他还亲自督建东南地区国防工事，曾先后视察了雨花台、江阴和乌龙山等战略要塞。3月7日，蒋视察紫金山麓工事后，认为“位置不当”，痛感：“军事干部只知敷衍与权利，而毫不肯为其任务略加思考，事之痛心，莫甚于此也，如何使之良心复现也。”15日，蒋又登富贵山，视察地下室工程，认为“此乃久大之业也”。17日，他又前往挹江门内与鸡鸣寺下视察地下室，看到工程皆未完成，深感部属之“欺妄可痛”，下令“再催各区工事，日夜赶筑”。（96） 为了防御日军从空中袭击东南沿海地区，蒋非常注重保护东南地区的领空权，同时加强整顿中国空军。1935年10月，当蒋得知外交部方面认为上海福冈之间通航问题即将作为普通交通要求签字的消息后，“燥急非常”，痛斥何应钦“不惟愚庸，而且卑劣根性必亡国家也”。在蒋看来，上海福冈之间的通航意味着“长江流域领空之被占”。（97）日本因中国拒绝通航签字而咆哮恫吓，甚至威胁要使用武力，蒋不为所动，“决心与之周旋”。汪精卫认为因通航问题与日方关系破裂，有些“太过”。蒋则不以为然，认为“彼实不知领土丧失尚限于一部，而中部领空丧失一点，则全国受其控制，可立而致亡也，以此说明彼当能瞭然乎？”（98）自1936年10月起，蒋开始有计划巡视和整顿航空学校。12日上午7时，蒋便到航空学校阅兵，观看飞行表演。当蒋看到中国空军“试验轰射成绩渐著”后，非常欣慰地表示：“以三年精神与夫妻合力而得有今日成绩，五年之内欲赶上倭空也”，“自信空军之基立矣”。 结 语1930年代，蒋处于内忧外患交相逼迫之中，通过考察其政治空间观念，可以看出，蒋对危机局势的应对是有其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战略考量的：对于沦陷的东北失地，他希望通过国联用政治方法解决；面对日军向关内的咄咄进逼，他以宁为玉碎的姿态，确保平津的安全；坚守“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坐镇华中，一面指挥剿共，同时也有避责的考虑；力主建设西北，作为将来政府的第二根据地；对于华北，他通过巡视加以遥制与镇摄，使其内向；对于西南，他借“剿共”之机，积极加以整顿与改造，使之成为日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 巡视是蒋在1930年代加强对地方统制的重要手段。蒋于1932年10月下旬巡视湖南后，认为“颇有所得”，对湖南的教育、行政、军队、交通、自治和党务等方面的实情，“皆得知其大略”，而“精神影响所及，尤为重要”，“以后对各省巡阅，至少每年应有一次也”（99）。此后，蒋又遍历西北的陕甘宁绥、华北的豫冀鲁晋和西南的川滇黔等十余省。透过蒋在地理空间上巡视的轨迹与范围，可以看出，其“安内”政策的重心经历了从“统北缓南”到“北守南进”的转变，同时出于对日防御的需要，其战略重心从“建设东南”逐渐转为经营西南。 从1920年代所奉行的“武力统一”，到1930年代公开标举“和平统一”，蒋之“安内”政策的转变当然离不开救亡图存问题所带来的巨大外在压力，同时也不能忽视蒋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自身经验的增长与运筹决策能力的进步。与蒋同时代的政治学家钱端升先生曾撰文称赞蒋“近几年来所得到的进步”，“五六年前的武力统一的政策，他的急于求功的设施，我个人也尝引为失着，但这几年来的沉毅坚苦，和平宽厚，已使他成了另一个人，使他能担负以前所不能担负的大任”（100）。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也很赞同钱的说法，认为：“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这并不是因为“他最有实力”，而是因为“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在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膊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在这一个没有领袖人才教育的国家里，这样一个能跟着经验长进的人物，当然要逐渐得着国人的承认。”（101） 综观蒋在1930年代的政治空间战略构想，因其“昔日识浅见少”，有“坐井观天之错误”，（102）对日本强占东北的野心估计得不够充分。蒋对东北的资源了解甚少，直至1932年6月，通过翁文灏的讲述才得知，东三省煤矿和铁矿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国铁矿的百分之八十二以上都为日本人所有。蒋得知东北煤铁资源如此丰富后，“惊骇莫名”，恍然醒悟道：“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103）。 受制于当时的国家地位与实力，加之其自身传统“藩属观念”的局限，蒋的政治空间观念对边疆问题缺乏深谋远虑，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1930年代，中国边疆局势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在蒋看来，东北“溥仪称帝”与内蒙“德王勾倭”、新疆“俄寇入伊犁”、“疏勒独立”和西藏“藏人勾英”都同属“藩制”范畴，“如藩制不定，则不数年必尽失边疆矣”。（104）在当时自身国力有限，无力顾及的情况下，蒋主张“最好实行‘五族联邦’制，借以维系边疆。即以此放任政策羁縻其人心，使边疆问题不致日趋恶化，待将来国家实力充足，再作彻底之解决”（105）。蒋拟准备以十年为限在满、蒙、藏试行“地方自治”，“如能于此期间果能自强自治，不为外族所侵占压迫，则准其完全自治，但其土地仍属于中华民族，而其人民意志则完全自由也”。（106）由于蒋对内蒙“允与自治”，（107）1934年4月“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在百灵庙宣告成立。事后，蒋对此后悔不已，在日记中反省道：“对内蒙自治会当时不深考虑清代诏蒙各个分立之原则而贸然通过整个组织，实失策也”，“建国规模与方略，愧无深谋远虑之经纶，一着失算，始谋不臧，贻误全局，不知何时再得补救，可不慎乎！”（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