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政治空间观念研究以其“安内”政策为中心的探讨(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52 《东北史地》 罗 敏 参加讨论
经营西南“西南问题”是1930年代蒋介石在推进统一政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粤方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结成联盟，援引胡汉民等元老为奥援，成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与中央分庭抗礼。同时，标举“西南”招牌，向外号召，力图拉拢川、滇、黔西南诸省，组成西南反蒋大联盟。蒋虽“急思统一广东”，（59）但因日本对北方的侵略毫无缓和迹象，不得已出之“统一北方缓和南方”的政策。（60）对粤桂暂时放任，“西南之事，只可听之一时，以力所不及，时所未到之事，虽强勉无益，而更不容其忿怒也”。（61） 本来，江西中央苏区的存在客观上为粤桂与中央之间提供了一个缓冲的空间。粤方对“剿共”依违两可，甚至借共以自重，陈济棠曾得意宣扬：“有共产党拦住”，蒋“因共不能即来”，“我非合力剿共，实则我欲占地盘耳”。（62）然而，1934年下半年，随着红军向西转移，蒋借“追剿”红军之机，整顿川、滇、黔三省政治，开始经营西南根据地。是年6月9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下任不做总统，亦不做院长，专意建设西南”之语。自7月10起，蒋每日将“平粤计划”列入日记的注意栏内，“以为自检”。在蒋看来，“非平定两广，不能与倭交涉”，“粤非速征不可也”。（63）蒋的行事风格讲求谋定而后动，其对粤方针之思考逐渐明确，认为：“对粤方针，应分大小先后，而重在基本之是否稳定，若问罪与其时间，则尚在其次，然粤不平定，则军事无从整理也。”（64） 12月1日，时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的何其巩密呈条陈，建议蒋在安定北方、巩固中部的基础上，着手经营西南。何在呈文中指出： 长江中部既为根本所在，与为犄角之西北，文化经济皆落后不足道，斯西南后卫之经营尚矣。西南统湘粤桂川滇黔而言，湘鄂紧接，两湖一体，殆有不可分之势；粤桂为一翼，川滇黔为另一翼，而重要性则同……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率重兵入川。第一步清剿共匪，第二步整理三省军政，第三步发展交通及一切产业。在彼建立国防重工业之主要部门，一旦国际大战发生，乃能处于可战、可守、可进、可退之地，争取最后之胜利，达到复兴民族之目的。 蒋对何的条陈非常欣赏，认为“颇中肯綮，足备参考”。（65）蒋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66） 蒋转战西南的实际经历远非预想得那般精准巧妙。一方是动如脱兔、行动敏捷的红军，一方是相互防范、反应迟钝的地方军队与手下各部，蒋的西南之行可谓“惊心吊胆，寝食不安”，被其视为“一生用兵莫大之耻辱”。（67）由于进剿不利，加之黔军腐败无状，令蒋“性燥心暴”，“打骂恶习”屡犯未改。（68）1935年4月30日，蒋在视察医院时，看到腐败情形，“愤恨不能自禁”，“以手杖击其看护”。5月5日，蒋视察部队营房时，见到“其内务之腐败无状出人意料”，又一时愤激难耐，“手批其官长之颊”。蒋接连“杖击”、“手批”其手下的暴戾举止，令陪伴左右的宋美龄因惊恐而致病。（69） 蒋的西南之行虽然毫无当年敉平闽变时“从容乎疆场之上”的淡定，但好在天道酬勤，蒋的埋头苦干、不辞辛劳收获了堪称满意的回报。1935年3、4月间，蒋亲自坐镇贵阳，借王家烈剿匪大败之机，断然改造黔局。黔局的改造可以说是蒋在经历了入黔剿匪的那些“忧愁忙迫时现于声色”的日日夜夜后的莫大安慰。（70）蒋在是月的“反省录”中记道：“贵州省政府完全改组，廿五军亦得如期改编，王家烈自动知难退职，从此贵州军政皆得整理如计，是国家之福利、亦一最大之进步也。”（71） 5月，蒋又前往昆明，与龙云相谈融洽。蒋在日记中称赞龙云是“明达精干、深沉识时之人，而非骄矜放肆之流”。蒋在昆明凭吊南明永历皇帝的骨灰，游览了圆通寺和滇池大观楼公园。还乘飞机由昆明经富明、元谋、金沙见、会理、永定营，前往德昌。蒋对云南印象颇佳，“沿途土地肥美，到处皆有水田森林，人烟亦不稀少，道路亦甚平坦，实与未见前所想像者完全不同，中华地大物博，何处皆可立国图强，倭寇必欲急急灭亡於我者，其果能乎，适足自召其亡耳，小子勉旃。”（72） 通过云南之行，蒋“对滇感想实益关切，经济方面应力谋发展，交通尤为重要”，并自认：“此来得民众信仰倍增，结果对于国家前途之关系实大也。”（73）蒋于是月反省录中写道：“滇行完成，实关乎国家之统一、剿匪之完成与个人之历史，皆有莫大之益也”，“昆明形势雄伟，气象清明，秩序整然，虽进步未完，但古风犹存，而其物产丰富，人性朴厚，实增吾复兴民族之信念甚大也。”（74） 蒋对四川的整理初见成效。蒋认为：“四川暮气太深，非平常办法所能挽救也”，“对川方针，只督其开发公路，协助其整顿军警，不干涉政治”。（75）考虑到“四川内容复杂，军心不固，后患可虑”，蒋认为：应当委任刘湘一人主持川局，“而中央除整理金融统一币制，筹备其经济实业之发展以外，对于军人不宜植势，以示大公”。至是年9月27日，蒋完成了“入川以来重要之处理”，规定了四川各绥靖区与日期，并改组了21军。蒋于是月反省录中记称：“本月最大之成绩是为峨眉军训团训练完毕，川中各军处置妥定，与四川地方钞币纠纷解决，军事与财政同时统一耳。”（76）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后，蒋又将粤桂收归中央。（77）8月11日下午1点40分，蒋飞抵广州，五时往吊黄花冈与朱执信、邓铿、胡汉民等之墓。这是蒋自北伐后第一次回到广州，他在日记中写道：“十年旧地，今日重临，感慨无限，不觉悲喜交集。”（78）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自认为：“两广收服，统一告成，如此大业，若无大患阻碍，实为历史鲜有。”（79）中国历史上鲜有之统一大业经由自己亲手缔造，他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六月一日以来，两粤谋叛称兵，全国动摇，华北冀察以及川湘几乎皆已响应，其态度与两粤完全一致，党国形势岌岌危殆。时经三月幸得上帝佑我中国，乃至本月广西李白拜命就范，一场恶潮至已平熄，两广乃得统一，革命基础于此已定。十三年来之恶战苦斗，从此内忧果能告一段落，是诚上天不负苦心之人也。”（80） 西南局势之稳定对蒋的整体抗日战略的影响至为关键。蒋对华北危机的态度，之所以由置身事外转变为挺身负责，与西南形势的好转密不可分。蒋巡视华北后，负责与华北联络的参谋本部次长熊斌明告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称：“蒋先生看定日本是不战而屈中国之手段，所以抱定战而不屈的对策。前时所以避战，是因为与敌成为南北对抗之形势，实不足与敌持久。自川黔剿共后，与敌可以东西对抗，自能长期难之，只要上下团结，决可求得独立生存，战败到极点亦不屈服。”（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