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民族定义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2:11:39 《民族研究》 李振宏 参加讨论
| 如何确认“民族”概念的基本内涵，明确民族的定义，是研究中国历史上民族和民族关系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60年来，这一讨论已经大体经历了几次高潮，很值得梳理和总结。当然，关于民族定义问题研究的总结和综述，学术界已经有过不少成果，可供我们参阅或借鉴。① 本文就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对这60年的学术论争，再次做出新的梳理和反思。 一、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定义研究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定义讨论。② 新中国成立之初，最早谈到民族产生或民族定义问题，是1950年3月《新建设》杂志发表的刘桂五的《问题·解答》。③ 而正面讨论民族定义和民族生成问题，则是1951年围绕华岗先生一本有关民族问题著作中的观点而展开的。1951年9月，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修订本由三联书店出版，作者在《绪论》中表达了一种和“斯大林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论断相背离的思想。1952年，《新建设》就发表了陈郊对华岗的批评文章以及华岗的《答陈郊先生》。陈郊说：在中国，民族的因素，只能形成或出现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封建社会解体并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时期。在此之前，民族的因素是处在未发达的状态中，至多也不过是潜力，即将来在一定的适当的条件下形成为民族的可能性。④ 对于陈郊的批评，华岗反击说，斯大林是从历史观点来考察民族问题，只说资产阶级民族是兴盛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并没有说在封建社会内就没有形成民族的可能。⑤ 紧接着的一期《新建设》杂志，又同时发表了徐伯容、陈郊、华岗三人的讨论文章。徐伯容支持陈郊的观点，他说：斯大林反复地明白地说过，“在资本主义以前时期没有也不能有民族存在”。斯大林的论断，不仅是指西欧，而且也同样适用于东方。⑥ 以上大概就是新中国关于民族定义问题讨论的第一次交锋。 1954年，白寿彝在《新建设》发表文章，系统阐述斯大林的民族形成理论。⑦ 但他的文章并没有引起争鸣。20世纪50年代关于民族定义最广泛的讨论，是围绕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文章展开的。⑧ 范文澜论证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明显地背离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思想，于是招来了一些人的批评。魏明经说，只有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产生以后，才使这种部族共同体内部开始发生剧烈的经济变化，开始产生真正的经济中心和统一市场，开始加强全体成员之间的联系。这才逐渐使部族转变为民族。魏明经对范文澜把斯大林民族的四个特征套用到中国秦汉以后的汉民族身上发出严厉警告：“这便有着严重的危险性！概念不能反映客观实际，认识就变成虚假不实的东西，就无法识别民族这一新的历史现象，就没有历史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处理中国民族问题上就要被解除武装。”⑨ 可以说，50年代的民族定义讨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占有了绝对的话语权。 2.理论与实践的冲突。然而，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实践中却无可避免地遇到了矛盾。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民族地区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也是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为指导的，斯大林所讲的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是当时判断一个族群是不是民族的基本依据。而这样的民族识别实践，则不可避免地和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发生了激烈冲突。 首先，中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状况，基本上都处在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发展阶段，甚至有些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如果按照斯大林民族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去判断，则就无“民族”可言。其次，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四个基本特征缺一不可，也无法执行，很多民族都不具备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等条件，若坚持这样的民族判断标准，则都不能称之为“民族”。而若不能将其认同为民族的话，则将造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民族工作实践，要求必须打破斯大林民族定义所设定的框框。 针对这一状况，1953年，中共中央在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时，毛泽东对于“民族”的含义做出明确指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落或部族。”⑩ 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了“名从主人”和“尊重民族意愿”的原则。这可以说是是一种绕开理论、面向实践的务实做法。 1956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费孝通、林耀华合写的《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一文，提出了如何摆脱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干扰问题。他们写道：进行族别问题的研究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国少数民族，还没有发展成为近代民族。我们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近代民族的特征来作为族别的标志。我们体会到不可能在语言、地域、经济联系和心理素质等方面之外去找到一个简单的标志来解决族别问题，同时也不应用近代民族的标准来要求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们共同体。在人们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各个特征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由于复杂的历史条件，有时若干特征的萌芽被遏制而得不到发展机会，因此任何一个或几个特征上表现了显著的共同性就值得我们重视。 费孝通、林耀华他们正面触及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提出一个或几个特征所显示的共同性都可以看做是民族形成的标志。这实际上是从理论层面对斯大林民族定义某种程度的否定。费孝通、林耀华的观点符合民族识别的具体实际，因此很快获得广泛的支持。南川在1956年8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也谈族别问题》一文，原则上赞同费孝通、林耀华提出的看法，并做了具体补充。1957年2月15日的《光明日报》，同时登载了思明的《识别民族成分应该根据主要的原则》，以及缪鸾和、马曜、王叔武三人合写的《不能用近代民族的特征去衡量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两篇文章，他们都强调近代民族和前资本主义民族的显著差别，强调民族识别工作要注重民族社会的实际效果，尊重民族意愿，并呼吁公开承认我国少数民族实际和斯大林民族定义之间的明显差异。 这些讨论把斯大林定义的理论缺陷公开化了。但遗憾的是，这些意见并没有在当时的民族理论学界引起更大的反响。1957年3月25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座谈会上做总结发言时，指出斯大林民族定义不适宜于我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他说：“在我国，不能死套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那个定义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民族，不能用它解释前资本主义时代各个社会阶段中发生的有关的复杂问题。”（11） 一个政治领袖，对一个学术性的问题，做了一个颇为精辟和完美的总结。 二、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译名讨论及其影响1.“民族”译名问题讨论。1959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承担编写我国少数民族《简史》的任务，编写组无法回避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少数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如果按照斯大的民族定义，我国的少数民族没有一个够得上成为“民族”，全部都是“部族”。这种论点，在我国少数民族广大群众中，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感。有人认为不承认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是“民族”，而称之为“部族”，这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由此可见，如果把新中国成立前的少数民族称为“部族”，这就可能要影响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影响国内的民族团结，这就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能不慎重考虑。（12） 政治问题的严峻性，还真的使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出路。民族研究所的学者们发现，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后期的著作中，使用Нация和народностъ这两个民族概念时，赋予了比较严格的特定的含义，Нация这个词只代表现代民族，而народностъ这个词只代表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这种用法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一书中最为典型。（13） 原来问题出在这里，人们将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译成了一个一般意义的“民族”，而斯大林本人也是承认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存在的，只是这两种民族有性质的差异，不容混淆。这样一来，问题就好办了。于是，1962年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央编译局召开了“民族”一词的译名统一问题讨论会，建议今后只用“民族”，不再用“部族”。而在翻译碰到困难时，就加注说明。如在原来译为“部族”的地方，改为“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ъ）；现代民族的地方，改为“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Нация）。1962年的译名统一问题讨论会之后，重新出版的斯大林著作已不再出现“部族”一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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