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文章从批判李秀成开始进一步引申到对“叛徒”的批判，强调革命者应该全始全终。有的文章说：“革命家和变节者之间横隔着一条鸿沟，绝对没有可以沟通的余地，硬要给叛徒带上英雄的桂冠，这种作法其实质，就是为叛徒张目，是绝不能容许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本色是他对革命事业、革命阶级永远全始全终，在任何惊涛骇浪中都毫不动摇，毫不妥协。李秀成用自己的投降变节的言行，一笔抹去了他自己的革命经历，断送了他自己的功绩，从农民革命的立场叛变为反革命的立场，还有什么资格充当农民革命家呢？”
有的文章反对用“历史条件”来解释李秀成的行为，说“农民革命将领是否投降变节这完全取决于革命者自己对革命事业所持的态度，做视死如归的英雄或做遗臭万年的革命叛徒，何去何从，纯粹是革命者自己的事”。借用什么“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历史局限性”“历史条件限制”等来为李秀成投降变节辩护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1979年以后，对李秀成的评价逐渐趋于客观，文章多从李秀成本身来评价李秀成，不再涉及政治上对叛徒的批判。如《怎样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历史研究》1979. 1.）、《李秀成评议》（《河北师院学报》1979. 1.）、《实事求是地评价李秀成》（《社会科学研究》1979. 2.）、《李秀成的狱中表现应该怎样评价》（《上海师大学报》1979. 2.）、《李秀成略论》（《南京大学学报》1979. 2.）、《论李秀成》（《学术论坛》1980. 1.）、《论李秀成》（《北方论丛》1979. 5.）、《论李秀成》（《辽宁大学学报》1980. 2.）、《如何评价李秀成--略论李秀成的乞降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1. 1.）、《论李秀成的投降》（《学术论坛》1981. 1.）等。
1985年，苏双碧出版了专著《李秀成评传》。书中在肯定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后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后，也批评李秀成的思想没有阶级的区别。他说：在李秀成看来，后期太平天国和清王朝的对立，仅仅是两个对立的政权存在而已，没有什么阶级利益的区别。因此，李秀成和清王朝的征战，不过是为了争疆夺土。苏双碧还谈到李秀成的封建意识，认为他的封建意识比较浓厚。在处理他和洪秀全的关系上，基本上是按照封建的道德规范来处理的。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是以“忠君”为核心的。从这个思想出发，李秀成的“愚忠”思想是很突出的。书中还批判了李秀成的敌我概念很模糊。例如，浙江巡抚王有龄在太平军攻城时自缢身死，表明他甘心充当腐朽的清王朝的殉葬品，李秀成却对他的行为加以体恤，动用人马、金银为他送葬。李秀成这样做，是他封建思想的暴露，而不是宽容大度的胸怀。苏双碧还批评李秀成分散主义思想很严重，根本不听洪秀全的命令，以“逆主之命，信友之情”拒绝率兵去救安庆。苏双碧还认为，李秀成提出“防鬼反为先”的口号并不是以振兴民族为宗旨的，而是希望曾国藩采纳他的意见，在“防鬼”的前提下，收编太平军余部，共同对付外国侵略者，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提出这个口号的动机是具有两重性的，只强调口号的积极意义，而不去考察李秀成乞活的实质，就不能揭示事物的真相。对李秀成在曾国藩面前的“乞活”表现，苏双碧也有很多叙述，认为曾国藩对李秀成的欺骗，使本来已有心志动摇的李秀成更增加了苟活的幻想。他的软弱、动摇，也徒然为敌人所耻笑。
纵观这一时期的文章，大家已经不再针对李秀成的所谓“投降变节”大做文章了，也很少有人赞同李秀成是“伪降”、是使用“苦肉缓兵计”，但是在他的历史中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污点”。这些污点也确实都是难以回避的。“污点”说的一个典型的体现就是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此书在60年代中期教材已经编写完，在谈到李秀成的最后结局时，翦伯赞再三斟酌后写道：“7月19日，天京陷落。李秀成突围，在近郊被俘。他竟然屈节求生，向曾国藩表示愿意招降太平军余部，所写笔供中有‘收复军部，而酬高厚’之语。李秀成在革命斗争中立下了重大的功绩，但在生死关头却经不起考验，留下了极大的污点。最后，敌人还是把他杀了。”
三、《李秀成自述》重新被提起
20世纪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学术界关于李秀成的评价的热潮逐渐趋冷，很少有新的观点出现。新世纪初年，姜涛发表了《重读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他指出：李秀成的《自述》中确有一些自污的话语，也有若干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吹捧之句，但那都是有所为或有所求而发，字里行间所更多流露的，是对他亲身所从事的太平天国大业的回忆与思考。这是研究太平天国史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要想真正深入了解太平天国的历史，就应该认真读一读李秀成的《自述》。《李秀成自述》在今天依然有认真重读的必要。重读之所以必要，就在于我们现在已能摆脱若干非科学因素的干扰，真正平心静气地、细致深入地将其作为对象去研究。而近年来陆续发现的若干新的史料，尤其是王庆成在英国所发现的《天父天兄圣旨》，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李秀成自述》，发掘和开拓新的认识层面，从而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李秀成自述》中有一些吹捧曾氏兄弟甚至为大清王朝着想的字句。在1960年代的那场批判中，李秀成因此被打成了叛徒，甚至连累到苏州忠王府亦因此被撤销了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即使在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年间，仍不乏论者对其晚节不终的指责与批判。罗尔纲是深为同情李秀成的，他为此提出了著名的“苦肉缓兵计”之说。现在看来，李秀成对曾氏兄弟的真实态度还可继续探讨[5]。
针对那种“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说法，潘旭澜说：“古今中外不少最高权力拥有者，往往以对现实的需要来看待历史人物，甚至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要求臣下，在其生死前后都要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拥护，不得有任何异议，任何批评，任何纠正。学者如果照这种观点去看待历史，历史论著便成为权力意志的传声筒，没有什么事实、是非、品格可言了。”他认为，总的说来，李秀成是太平军中难得的将领，但他确实是个悲剧人物。问题不在于李秀成是不是忠、义，而在于其忠、义价值的二重性，在于他想超越简单的高呼口号而死的复杂内涵。“有几分读懂供词，就会觉得这是一曲太平军的挽歌，洪秀全的挽歌，他自己昨日的挽歌。供词即将写完，他就被杀掉，成了洪秀全的殉葬，供词成了殉葬者预先自唱的挽歌。这支复调挽歌，是寻味不尽的。”[7]
近日看到太平天国研究者陶短房的新著《这个天国不太平》一书，涉及太平天国的各位重要人物和制度等，其中论及李秀成颇有值得思考之处。他指出：“李秀成虽然是个争议性人物，百余年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且大起大落，但不论哪一派都不得不承认，他是太平天国人物中形象最丰满、也最无法忽视的一个。”谈到李秀成所谓的“投降”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
有一种“投降”，是在已经失去自由后，用自己尚存的一些价值，去和敌人做交易。如果说这样的“投降”，那么李秀成“疑似”，但他所交换的，是大江南北几十万太平军将士的生命，以及亲笔书写太平天国历史、成败得失的“自由”，而他的筹码，却只是自己的思想和生命。这样的“投降”正如英国学者柯文南先生所质问的：“难道是很可耻的想法和行为么？”笔者几年前曾在一篇替朋友《忠王传》所撰后记中写道：“慷慨捐生易，从容赴死难，而延旬日之活以忧百万之生者，千古一人而已。”仅凭这一点，李秀成已不愧太平天国领袖中之佼佼者，真降、伪降的口舌之争，不辩也罢。[8]（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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