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就可以对李秀成的心理状况进行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就可以再现出一个血肉丰满、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李秀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如此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农民将领的内心世界。这样把必然性的分析与偶然性的分析联系在一起，把理性和非理性的作用联系在一起，这个分析的目的不在于对李秀成进行政治上的判断，而是在于对李秀成的整个为人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这对于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剖析一个历史人物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其实，我们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不仅可以研究李秀成个人及那个时代的群体的心理状况，就是对于几十年来《李秀成自述》评价的大起大落现象也可以进行社会心理分析。1963年至1965年，所以会形成对李秀成及其自述口诛笔伐的现象，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竟然会有三百余篇涉及李秀成或《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新观点、新材料，分明是人们嗅到了社会上的一种“风”，于是拼命地紧跟起来。
戚本禹1963年的发难及1964年、1965年对李秀成的批判，形成了一场社会运动性质的批判高潮，这就有它特别的社会背景。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时期的历史：1959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决议。毛泽东指出，庐山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进入60年代以后，1960年初，《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报刊开始批判巴人的“人性论”。1960年3月，文教和艺术领域开展对修正主义的学术批判。1960年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提出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1962年8－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小说《刘志丹》被批判。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文章，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进一步提出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1964年7－8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发表文章，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认为“合二为一”是修正主义，是阶级调和。1965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根据茅盾1932年小说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认为电影掩盖了阶级矛盾。1965年8月，《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批判电影《不夜城》美化了资产阶级，宣传阶级调和。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谈话中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批判，明确把矛头对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左”的思潮，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阶级调和、反对妥协投降，是这一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表现，是时代的特别要求。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要求下，学术研究偏离了正常的方向，有的人抓住了一些靶子上纲上线，有的文艺作品、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就成为这种路线的牺牲品，成为投向党内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利剑。《李秀成自述》所遭遇到的就是这样的命运。1964－1965年，所以会有几百篇批判文章指向李秀成和《李秀成自述》，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导致的结果。人们所批判的“晚节不忠”表面上是指向李秀成，实际上是在影射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这一点，当时所有写文章的人包括戚本禹在内都是心知肚明的。
政治风云下的史学论争问题，在时过境迁之后大部分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科学轨道上的，只要这些问题还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只要它们还有从新的角度进行研讨的余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史学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重提那些在特殊社会环境下的学术论争，不是“炒冷饭”，而是正视史学自身所走过的历史。尽管我们今天看来那时的历史有些荒唐，但健康的历史科学是踏着过去的足迹发展过来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地转换视角、更新思维，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地有所创新，一些看来已经“过时”的老问题也会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史学发展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注释：
①以上两段文字及后一段，均参见徐庆全：《翦伯赞的一封未刊信》，《历史学家茶座》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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