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翠萍]仪式的空间脉络与脉络化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6:11:55 中国艺术人类学网 2009-0 何翠萍 参加讨论
本文假设诸位有一个收集没有文字文本的仪式中祭仪专家唱诵祭词的计划。虽然在目前科技的条件下，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做到仪式现场巨细靡遗的录音、录像，但从人类学的角度，这些录音、录像的再现，要如何避免误导观众，空间脉络讯息的呈现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本文即对人类学在做仪式研究时，如何做空间脉络与脉络化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意义做一介绍与讨论。 首先，在我开展这篇论文以前，我需要提出本文的立论基础：本文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对于没有文字文本的祭仪专家唱诵祭词的研究计划，应该尽可能地在仪式进行的脉络中做录音、录像的收集与说明。不是请仪式专家到异地做脱离脉络的表演，也不是从安排一个虚假的表演情境中收集仪式文本。此与仪式文本作为一种知识的认定有关。文本本身无法与仪式和生活分离，只有从有脉络的情境中获得的文本在传承中才有可能对其所代表知识的性质有适当的定位。基于以上认知，笔者首先将简要介绍在表演的人类学研究中，文本脉络与脉络化的理论意义；其次从笔者的田野丧葬资料与「云南民族古籍丛书」中《景颇族传统祭词译注》丧葬祭词文本之个案叙述景颇丧礼祭词的空间脉络与脉络化；最后讨论景颇仪式空间脉络与脉络化的理论意义。 一、文本脉络与脉络化的理论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本身，就是一件很吊诡的事。不但遗产本身的定义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死亡、断裂与创新，同时，它必需经过一种「物化」的过程，如仪式唱词的文本化，视像化才能传承。在既有仪式中，文本与仪式完全不可分；但在仪式文本收集的计划中，即使我们有条件配以多台摄影机巨细靡遗地把整个仪式进行的现场都拍摄下来，也无法改变这个仪式与文本分离，文本性质已经完全改变的事实。也就是说，我们收集的是已经「再文本化」(entextualization) 的文本（见下文）。 从生活中，从无数对于「脉络化」(contextualization)的表演研究中，我们知道口语仪式文本本来就是不断地在做因时、因地、因人的改变。Bauman and Briggs 就明白指出表演本身，就是「一种相当具有反思性的交流方式」，这使它「具有『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潜在能力」(p. 73)。就一个收集计划的立场来说，当计划介入本身已经是改变文本的最重要脉络时，我们需要有介入者的自觉。笔者以为这个自觉可以从Bauman and Briggs (1990)在回顾语言人类学及民俗学从七十年代以来「表演」的研究发展中所提出文本「脉络」与「脉络化」的理论意义之理解开始建立。 Bauman and Briggs 认为表演研究取向的建立，最关键性的转折来自从文本研究转向文本如何在脉络中产生的分析(1990: 66)。文本研究一般持的说法是，当我们要了解一个文本的内容时，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在什么样的脉络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只有从脉络中，我们能够了解文本。但这种从脉络到文本的研究到了八十年代有了一个新的讨论「脉络化」的转变。这个转变对「文本」、「脉络」以及他们之间的区分有了截然不同的定义。这个改变，也创造了几个探讨「文本如何产生的过程」以及了解「什么、谁是促成文本产生的动力(agency)」议题的词汇－文本化(entextualization)与脉络化(contextualization)。其讨论焦点从文本的脉络转到脉络化此文本，从文本转到文本的产生过程（文本化）研究。他们认为，脉络化的过程是持续进行的。脉络化包涵了一个很活跃的，包括很多参与者在内的协商过程。在这协商中，参与者，无论是祭词的表演者、说故事的人、录制表演的研究者或其它祭词表演或故事讲述的对象都是其文本形成的脉络。文本是在所有参与者的互动中，表演者对既有文本形式、内容、修辞方式、功能等的反思性的诠释结果；而我们要研究的则是这些行动者的诠释。随着这种脉络化的研究，逐渐开展了不少对于文本表演时「脉络化的暗号」(contextualization cues) (同上引文：68)，或民族志接触的脉络化(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ethnographic encounter, 同上引文： 71) 等的研究。 在这个从脉络到脉络化研究的发展中，另外又有一群人开始了反方向的思考。先前持脉络化研究为切入点者所探讨的问题，包括：什么样的口语艺术形式、表达方式、修辞策略以及表演者的目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连结、表演论述与其所处时机间的连结，或参与者、以及各种表演场合的连结，巩固了文本与脉络不可分离的特性？现在，他们反过来问是什么条件使得从前巩固连结的力量不再有效，使得文本与脉络逐渐脱离？他们反向地把这些「去脉络化」的做法作为研究核心，探讨是什么让这种做法成为可能？它是靠什么样的形式与功能的方式来做到的？是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在什么情况下做的？(同上引文： 72-73) 他们认为在文本与脉络间逐渐开始分离的过程，事实上正是另一个「文本化」过程的开始。 在祭词收集计划中，研究者、仪式专家及做仪式的对象，都是最重要的参与者。Bauman and Briggs 认为参与者本身就是可能直接而强烈地参与在文本化，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recontextualization) 的社会管理中 (同上引文： 74)。巩固在脉络中某种论述的过程，可能会被另外一群企图将其从脉络中分离的力量所挑战。如果我们考虑去脉络化的文本的形成，我们会知道事实上从一个社会脉络中去脉络化，就隐射了在另一个社会脉络中再脉络化的可能性。文本的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面向。由于这个过程是转换性的，所以我们必须决定在这再脉络化的文本中，它从从前的脉络中带来什么？又在其再投射的脉络中用了什么形式、功能与意义？(同上引文： 74-75) 以下笔者即从景颇丧礼祭词的个案讨论丧礼的空间脉络与丧礼文本祭词中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的问题。景颇丧礼的材料来自笔者个人的田野资料，[1]丧礼文本祭词则来自「云南民族古籍丛书」中《景颇族传统祭词译注》(2003)之记录。《景颇族传统祭词译注》是目前景颇研究上非常难得见到的一本翻译景颇语支系不同类别的祭仪专家颂词与祭词的书。译注者是昆明云南民族大学资深的景颇族教授石锐。本书最大的突破在于其文本记录的格式：不但用景颇语记音、国际音标拼音，同时在中文翻译上先有逐字的字译后，才有逐句的意译。[2]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董晓萍]田野关系是理论与方法的双重工具
- 下一篇：史语所与中国西南民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