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谈谈民间故事的记录、整理及其他[1](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6:11:43 民俗学博客 刘锡诚 参加讨论
三 由于阿·托尔斯泰改写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在我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不在此谈谈他的方法。 阿·托尔斯泰对一个世纪以来出版的不计其数的民间故事集都不太满意。他认为：“编这种故事集的人常常担任故事的改写工作，并且常常不是用民间语言，不是用民间的手法来复述它们，而是‘文学地’，那就是用老一套的语言，用文绉绉的语言来复述它们，这种语言和民间语言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8]他认为：用这种方法“整理”和复述民间故事，势必把原来优美的民间故事弄坏，最后就只剩下一个没血没肉的主题了。而他本人编选民间故事的目的，是要‘使孩子们熟悉祖国的民间创作，此外，使孩子们得到民间语言的丰富宝藏。”[9] 从上面引用的给儿童出版社的信中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在改写(编)民间故事时，是遵循了贝洛的方法的。法国作家贝洛(1628—1703)给儿童写了一部优秀的民间故事集《鹅妈妈的故事》，几个世纪以来都为小读者们百读而不厌。贝洛在复述民间故事的时候，是按照作家本人的意图，赋予了民间故事以崭新的艺术形式，而且在许多地方改变了民间故事原来的思想。他的故事虽然保留着民间故事的基本的东西，但是应当说那终究是个人的创作，即一般所说的艺术童话。 阿·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在改编民间故事时，阅读了当时已经出版的和未出版的手稿中的大量的故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下了民间故事的“清新”和 自然”。 在我国，有些整理者往往就是搜集者本人。在目前还没有积累大量的故事和异文的时候，他们就在自己搜集到的故事上加工、“整理”(前面已说，实际是改写)，当然是不能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的。阿·托尔斯泰为了改写(编)一个故事，往往掌握了几种异文，这样便有了想象和创造的基础，因此，他改写(编)的故事有许多是成功的。托尔斯泰的方法为我们树立了改写或编写民间故事的榜样，而不能成为整理民间故事的楷模。我国有些人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他们根据一个或几个故事加以修改、补充，或把一个故事的头与另一个故事的尾拼凑在一起，或从同一母题的故事中综合出一个故事。可惜有些人没有做得好，正像阿·托尔斯泰所批评的那样，不是用民间的语言、民间的手法来复述故事，用的是文学的语言，失去了民间故事的自然朴素、刚健清新。 我并不反对改写。改写民间故事同样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且可以做得很好，然而它是不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而属于专业文学创作范畴的。民间文学的科学应当研究这种现象，通过这种现象可以看到民间文学与专业作家文学的相互关系。改写的工作，仍然需要有大量忠实可靠的材料，特别是一个故事的种种不同的异文，只有根据大量异文进行改写，才能比较好地保存下民间故事的优美的东西。 民间故事的搜集(包括记录口头上的)和出版问题，是很复杂的，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统一的、大家都遵循的方法，但是共同的原则却应当是有的。我相信，只有讨论，才会产生出为大家公认的科学的原则。 1959年6月 [1]发表时署名刘波。 [2]高尔基《给欧里卓夫集体农庄青年学校文学小组的信》。见密德魏杰娃编、遂希译《高尔基论儿童文学》第202—20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又见刘锡诚编《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第320—321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3]引自刘金《谈谈民间文学的记录与整理》，见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民间文学集刊》第三本，1958年。 [4]见前引刘金文。 [5]陈玮君《必须勇敢跃进一步》，见《民间文学》1957年6月号。 [6]加里宁就曾说过：“人民是淘金者”，人民所保存下来的作品中，大多是优秀的。 [7]巫瑞书《谈萧甘牛整理编写的民间故事》，见《民间文学集刊》1958年第三本。这篇文章还指出了其他一些故事的整理的失败。 [8]阿·托尔斯泰编写《俄罗斯民间故事》序，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年。 [9]引自《给儿童出版社的信》。 （本文原载《民间文学》1959年7月号； 收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 作者原署刘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