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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谁来决定我们是谁(上)——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三把钥匙(2)


    下面就让我们依据分子人类学的新近研究成果,对今天中国版图内各民族的起源、分化与融合过程作一个尽可能简单易懂的介绍。我想此前的讲座一定已经提到过,今日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祖先,是在大约两三万年前到达今缅甸西部后分成不多几支,从中南半岛先后进入今中国境内的。其中横穿老挝进入北越和广西,并沿中国东南海岸线不断北上的一支,逐渐形成为说原始南岛-壮侗共同语的人群;大约六千年前,他们又分化为说原始壮侗共同语,以及说原始南岛共同语的两个人群。约三万年前与后来说原始南岛-壮侗共同语的人群各自分叉、经今缅甸-云南交界地区入滇的另一支人群内部,在两万年前左右又发生进一步的分化,由此产生说原始孟-高棉语族共同语,以及说原始汉藏-苗瑶共同语的两个人群。后者又在约一万两千年前取道云贵高原北上入川,而后又在那里分化为说原始苗瑶语族共同语和说原始汉-藏缅语共同语的两支。然后正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又经过六千年,说原始汉-藏缅语共同语的人群在其迁徙所至之西北中国再分化为两支,即说原始汉语和说原始藏缅语族共同语的这样两个人群(图一)。
    
    图一:语言分化图
    不过到此为止,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说完。实际上,比原始壮侗共同语人群沿东南海岸线的北上更早,早已有另一支人群到达了今日的北部中国。他们大概在六万至四万年前就已经在藏缅走廊或其邻近地区,从先前走出非洲后沿阿拉伯海岸东行、又横跨印度次大陆的原始人群中分化出来,并且经由与其后的原始壮侗语人群大致相同的迁徙路线抵达渤海湾西部各地。从这支人群中,后来又分化出说原始蒙古共同语和说原始通古斯共同语的两个人群,但这次分化的时间目前还不克确知。
    突厥语人群的起源比较复杂,这里暂且不去说它。但很值得在这里顺便说一说对所谓“阿尔泰语系”的新认识。很久以来,对是否应该把蒙古语族、通古斯-满语族和突厥语族的诸语言纳入同一个“阿尔泰语系”,也就是这三个语族是否在语言发生学的意义上具有共同起源的问题,在比较历史语言学家之间一直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对于操这三个语族的诸多族群所进行的分子人类学考察如今告诉我们,说蒙古语族和通古斯-满语族诸种语言的人群之间,存在较近的共同起源关系,而他们与突厥语诸人群之间的亲缘关系就要疏远得多了。
    毫无疑问,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和实验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对上面提到的这些结论,有些可能需要进行程度不等的调整,有些甚至要作很大的更动。但是对本学科发展所可能赋予东亚或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巨大推动意义,无论如何是不应该被我们忽略或低估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仰韶文化。刚才说到,创造前期仰韶文化的人群,面临着一个东西的分化,于是就产生出说汉语的以及它西面说藏缅语族诸语言的各人群。为什么在这中间会发生断裂呢?我们不难了解,离开关中平原再往西面走,虽然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可以用于农业耕作的土地,但像这样可以耕作的地方已很难连成一片。也就是说,在那里已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大规模、大面积的农业社会。而如果从关中再向东走,情况就大不一样。在那里,从事原始的灌溉农业,条件一点也不比关中差。主要靠风力搬运堆积起来的黄土高原和主要由河水夹带的黄土泥沙冲积而成的黄土平原,为从事原始的灌溉农业的人们提供了非常相近的生存环境。
    因此,如拉铁摩尔早已指出过的那样,汉族的祖先向西拓展生存空间的活动,在某一个阶段被迫突然停顿,因为再往西走便无法进行他们所擅长的大规模的原始灌溉农业。从这次突然的停顿,到东部的人类聚集了足够能力,需要回头去进一步地开发、利用那些小片土地的时代之间,这中间还得等很长一段空隙时间。时间的空隙导致空间的空隙。原先同一个人群就此分离为互相隔离的两个群落。西半部的那个人群在越来越向西、并从那儿不断向南寻找生活和生产资源的过程中,逐渐放弃大面积原始灌溉农业,而发展出适合于当地环境的半农半牧或流动畜牧的生产方式,并且将比他们更早就已到达藏缅走廊的带有Y染色体遗传标记D的古人群(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究竟操何种语言)融合在自己的群体之中。长时期的相互隔离,最终导致他们的语言与其昔日东部伙伴们所使用的语言相比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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