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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谁来决定我们是谁(上)——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三把钥匙(4)


    “华夏”或“诸夏”,可以说就是今日汉族可以追溯的最早的祖先人群。在将近一千年的漫长时间段里,这个人们共同体在越来越多的交流、沟通与相互融合的过程里,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共同文化因素。其中包括块范浇铸的青铜冶炼技术,以晚商甲骨文和铭刻在周代青铜器上的“金文”为代表的汉语及其书写系统,传说中由周公创设集成的西周礼仪制度,以及至今称为“夏历”的太阴历与太阳历相结合的中国农历,等等。晚商青铜器的精致华丽(有人说它们体现的是“狞厉的美”)是众所周知的。西周延续着这种青铜铸造技术,发展到西周中后期形成中国青铜铸造技术的又一个高峰,但它的艺术风格已经与商朝大不一样了。最原初的夏人、商人和周人究竟是否全都说古代形式的汉语,这个问题现在无从确知。但甲骨文和金文记录的无疑是汉语的书面语。至少自晚商以后,上古汉语已变成华夏人群的共同语言是没有问题的。今日汉族的前身,就这样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的后期始而现身于华北。
    我们今天比较习惯于把民族看成是一个固定的基本事实,好像它自开天辟地以来便自然、自动地存在着,好像它可以完全离开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地存在着。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直到商代末年,我们大概都还没有充分理由说,华夏这样一个人群已经完全存在了。华夏的成形,恐怕要晚至西周的时代。这样一个人群的分布范围,因而也必须直到此时才大体上可以被画出来(图四)。
    
    图四:《诗经》时代诸夏分布图
    【据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5页插图改绘】
    制作这幅地图的基本依据,是一部叫《诗经》的经典。我们都知道《诗经》对古人来说是一部“经”,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部很重要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重要的史料。但《诗经》为什么还会把有关民族史的信息告诉我们?为什么还会告诉我们“华夏”在那个时代的分布范围?
    《诗经》分“颂”、“雅”和“风”三部分。“颂”和“雅”大都是宫廷或贵族世家举行礼仪时所用音乐的歌词,也有一些则属于贵族们的创作之类。“风”有些不一样。直到现在,我们还把采集民间风俗资料的活动叫作“采风”。“风”在当日,主要是各地的民歌。因为当时周天子要考察评判各个诸侯国的治绩,需要收集各地区的民间风俗习气的资料,而民风就反映在民歌里。所以民歌变成了官方收集资料时的对象之一。这些“风”当然都是用汉语传唱的;它们的形成基础,就是分布在这些地区之内、由说古汉语的人群所组织起来的地方性社会。
    我们可以根据《诗经》所记录的来自各地的“风”,比如齐风、豳风、秦风、郑风、卫风等等,把华夏人口分布的各地理区域逐一复原出来。再加上《诗经》无记录(如古人早就讨论过的“鲁、宋无风”)、但可以确知属于华夏的那些地域,就能够把当日华夏人口的外部边界勾画出来。《诗经》的写作年代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诗经》中的“风”就这样曲折地把处于上述时段中的古汉语人群分布的大体范围告诉了我们。这个区域,大致上包括华北的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平原这两大灌溉农业区,其南部边界则在汉水和淮水流域的南沿。而有了华夏人群分布的一个基本地理指标,处在它之外的那些“蛮夷”、“戎狄”等人群的分布地带也就被显现出来了。
    必须强调的是,在《诗经》写作的几乎整个时代,华北的核心地区事实上还远远没有被汉语人群的祖先集团所铺满。这个地区内并非只分布着“华夏”诸人群。在它们之间,还存在大片的空隙;其间也活动着很多非汉语的人群,就是所谓“戎狄”或“蛮夷”。在公元前六世纪之前极长的一个时期中,“戎狄”或“蛮夷”实际上是与“华夏”交错地分享华北这片土地的。大概也就在公元前六世纪,即《诗经》时代临近结束的时候,“华夏”刚刚做到基本上铺满在这一区域,从而将华北的核心地段整个地变成了“华夏”据有的地方,并先后把其他的那些不讲汉语的人群排挤到这个地区的边缘。这个排挤过程不一定就是把被排挤者赶走,也有很多人被华夏所同化。比如在春秋早期,人们很清楚地知道,中山国不是华夏,而是白狄建立的国家。但到战国后期被赵灭国时,它就几乎完全华夏化了。很多拒绝同化的人群则被驱逐到华夏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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