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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道宽]游戏·文化·文化史(5)


         七、战争里的游戏成分
    赫伊津哈最惊世骇俗的论断莫过于争斗里的游戏成分,他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游戏就是战斗,战斗就是游戏”。
    他说:“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回到古人的思想里去探路……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游戏’一词用来描绘战斗就不能说是有意识的比喻。游戏就是战斗,战斗就是游戏。在能够说明游戏和战斗同一性的古文化里,最明显的是《旧约圣经》提供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下》第2章第14节里,押尼珥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双方各12人上场,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扑到,所以那地叫做基遍,也就是好汉之地。’………游戏可能致命,但仍然是游戏,所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游戏和竞赛在概念上是不分家的。”(61页)
    另一个例子是希腊战争中的游戏:“在许多希腊花瓶上,我们看见两军对垒的战争带上了游戏的性质,因为陪伴他们作战的有吹笛子的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决斗的人搏斗到你死我活。”(69页)
    其他一些例子是中世纪战争中的“骑士风度”:“把战争幻想成为荣誉和美德的高尚游戏的观念,在推动文明发展中始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骑士风度的观念产生于这样的观念,最终出现的国际法也出自这样的观念。在这两个因素中,骑士风度是中世纪伟大的推动力之一,而且虽然骑士风度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遭受到误解,它还是成了国际法的基础;而国际法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保障之一。”(117页)
    总之,他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证明战争中的游戏成分,包括“单挑”、“叫骂”、尊重对手、礼让三分、讲究仁道、反对不义的例子,尤其是中国古代的例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详见下一节。
    八、中国游戏考
    赫伊津哈推崇中国古代的游戏精神:“游戏的性质在中国比希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几乎每一种活动都呈现出仪式性竞赛的形式:涉水、登山、伐木、采花都表现出游戏的成分。有这样一种典型的传说,一位英雄的王侯以神奇的威力和惊人的壮举征服他的对手,证明他技艺超群、无与伦比。一般地说,比武的结局总是以对手的死亡告终。”(76页)
    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统一的单词表示“游戏”的概念。赫伊津哈挑选4个汉语单词进行讨论:玩、争、赛、让。
    他说:“我们常常纳入游戏这个范畴之下的许多活动,没有一个统一的汉语单词。最重要的单词是“玩”,其指涉以儿童游戏为主,但延伸到其他语义范围,却含一些特别的意思:忙碌、喜欢、玩弄、欢闹、揶揄、开玩笑、嘲弄……甚至连赏月也叫“玩”……“玩”这个词不用于需要技能的游戏、竞赛、赌博或戏剧表演……凡是和竞赛有关的概念都用“争”,这个词和希腊语的“竞赛”对等。除此之外,“赛”用来指有组织、争奖品的比赛。”(52页)
    他注意到中国人在游戏、竞赛和战争中的“礼让”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在中国,为荣誉而进行的竞争也可以倒过来变成礼貌的竞赛。用“礼让”的精神(字面意思是“让”人),你能够文质彬彬地使对手解除武装,并且使对手也不得不表现出辞让的精神。这种竞相礼让的精神形成了一套仅见于中国的特定程式,不过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能够看到类似的礼节。”(87页)
    赫伊津哈指出中国古代战争和希腊战争相同的礼仪:“中国古代的诸侯们常常是觥筹交错、以酒为礼,一饮而尽,在饮酒的过程中回忆过去的安宁,宣示相互的敬重。他们以各种方式互相恭维、表达敬意、互赠兵器,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格劳科斯和狄奥墨得斯一样。”(119页)
    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中,战争频仍。且不说传说时代的炎黄之战和其他部落战争,姑不论周天子治下的诸侯攻伐,亦不说大一统之前四五百年的战国时代,单就说此后两千年的改朝换代战争、外族入侵的战争、绵延不绝的农民起义,战争的频仍非同寻常。所以中国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懂得战争中的规矩和仁道,所以中国才产生了举世无双的兵法,才产生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血腥的战争中,以各种手段减轻战争损失的“游戏成分”在中国表现得淋漓尽致。“单挑”、“叫骂”、尊重对手、礼让三分、讲究仁道、反对不义的例子比比皆是。
    最杰出的例子是诸葛亮“借东风”、“空城计”、“六出岐山”、“七擒孟获”等战例。他以战争消灭战争的思想不输今人。但他同时又竭尽全力避免妄动干戈,反对穷兵黩武,“从古知兵非好战”!
    赫伊津哈论证了中国古代战争的游戏成分:“根据古代中国文献记载,两军对垒的战斗常常混杂着吹嘘自己、羞辱对方的叫骂,或体谅他人的义举,或恭维对方的赞辞。与其说是刀兵相见的战争,不如说是道德武器的较量,荣誉受到玷污而引起的冲突……所有这些举动都具有特殊的含义,或者是羞辱,或者是玷污,有些还具有非常独特的含义……在另一种战前对骂的例子里,将军策马直抵敌营大门,不动声色地用马鞭默数敌营栅条。”(86页)
    他还列举中国古代战争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显示荣誉第一、面子第一的思想。他说:“至于荣誉本身,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的军事传统竟然和西方中世纪的传统几乎是一模一样……秦公和晋公两位贵族安营扎寨。两军对垒,排兵布阵,但不交锋。晚间,秦公派信使赴晋公大营,警告晋军备战:‘两军之内,不乏勇士,明日之战,决一雌雄。’但是晋军方面看到,对方信使目光游移,语气缺乏信心。秦军看来是不战而败了。‘秦军畏我!即将逃亡!快困秦军于江边!我们要打败秦军!’。然而,晋军却没有挥师进逼,反而让敌军安全拔营撤退。有人道破了这里的仁义之举:‘不收拾伤亡者,是为不仁!不等约定而战,逼敌蹈入险境,是为不勇。’于是,晋军按兵不动,让敌军从容撤退。”(118-9页)
    另一个例子显示了不居功自傲的将军:“一位凯旋而归的将军,以非常得体的谦虚态度,婉言谢绝在战场上给他立纪念碑的建议。‘此乃古代相宜之举,昔之君主,德高望重、替天行道,吊民伐罪而昭告天下。今天下无罪人,惟有诸侯忠于天子者,不惜战死耳。立碑纪之,岂有此理?’”(119页)
    这使人想起宋襄公与楚国泓水之战时礼让三分的仁义之举:楚军渡河前,部下鼓吹乘机进攻,宋襄公说: 乘人不备而击,是为不仁。楚军渡河,部下又劝他抓紧最后的时机,宋襄公却责备部下说,此亦为不仁,因为人家还没有排兵布阵。结果,楚军大胜,宋襄公本人因受伤而大败。
    又使人想起毛泽东炮击金门时的风流潇洒。他指示:隔日一轰,而且定下一个规矩,炮轰前通知金门岛上居民:“各位同胞,没有长眼睛的炮弹要来了,请你们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以免受伤。”这种关怀对手安危的战争一直持续了20年,奇哉妙也。
    现代人可以批评宋襄公迂腐,说他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也可以批评毛泽东打仗的统战手腕。但是我们要知道,古代战争有古代战争的规矩,现代战争有现代战争的规矩。虽然那时的周天子已被架空,社会已经礼崩乐坏,周朝的规矩已经不灵,但其影响依然存在,所以宋襄公才会讲究君子之德。虽然现代战争更加残酷,但现代战争也受到人道主义、国际法和红十字精神的约束。
    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也证明了战争中的游戏成分。他转述了部落岛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每隔一二周,他们就与宿敌在一个惯用的战场上安排一次形式化的战斗。和‘文明’国家灾难性的冲突相比较,这些打闹似乎是一种危险的户外运动,而不是名副其实的战争。每一场战斗都只进行一天,总是在夜幕降临前收兵回营(因为晚上闹鬼、有危险),或者是天下雨时就偃旗息鼓(谁也不想把头发和装饰品弄湿)。勇士们有百发百中的本事,因为他们自幼年时起就开始学打仗玩……这场流血冲突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找不到进行战争的任何常规的理由,没有领土的得失,没有商品或俘虏的劫掠……他们之所以打仗,是因为他们热心打仗、喜欢打仗,因为对他们而言,打仗是完全的人的一种重要功能,因为他们觉得必须靠打仗来安慰战死同伴的鬼魂。”[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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