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这是每期杂志上份量最重的部分，大约占全本杂志的一半以上甚至三分之二的篇幅。每部书的评论占一页左右，不仅介绍该著作的主要内容，而且指出其主要的优缺点，有的批评十分尖锐。书评作者都由编辑特约，未经预约主动送上门来的书评一律不受，这是编辑部的规定。这个规定明显有利于保证书评的权威性和客观性，使那些片面溢美的广告式评论无法出笼。被评的书大约都由作者主动寄送。编辑部对于它不准备评论或那些不适于评论的著作（如档案文件集、书目和某些论文集等），只要作者或编者寄来，就适时在刊物上开出详细清单，将其著者、书名、出版单位和时间、以及页数和书价等公布于众，对于论文集还将它所含的全部文章题目及其作者姓名一一列出。这自然是对寄书的作者或编者的回报，给他做了个小广告；同时也肯定具有招来作者寄来新著的作用。
评论文章往往是针对某个领域的某几部著作而写的，如关于朝鲜战争的几部著作，关于心智史学和公共史学的一些著作，都出过评论文章。这类评论一般都是大块文章，评论者有发挥议论的更大余地。当然，这类评论文章不可能每期都有。
专题综述，如关于家庭史研究的综述等等，与我们国内某些杂志发表的综述大体相似，所涉及的范围自然比只管几部著作的评论文章要宽泛，但深度就参差不齐了。《美国历史学评论》在其"论坛"专栏中所发的争鸣文章一般都围绕某个研究领域或专题中的重大问题，如在心智史学中应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问题，新史学与老史学之间争论的问题等。争论双方意见都很尖锐，有时甚至不乏尖刻讥讽之辞，但不出大格，不失学者风度。综述和争鸣文章也不是每期都有。
总之，《美国历史学评论》每期一般只发三五篇论文，而以大部分篇幅用于上述三类我们称作史学评论的内容，足见他们对史学评论的重视程度。他们的具体作法我们自然不必照搬照学，实际上也无法照搬。在当前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新书出版慢而少，即使一本不漏地加以评论，恐怕也占不到我们主要史学刊物的大半篇幅。同时我们的史学刊物以多数篇幅来发表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这一状况也无须改变。但是，外国同行在思想上对于史学自身反思的重视，他们在开展史学评论的组织工作上的长处，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谈到史学杂志，我们不禁想到它们在开创史学研究新局面中的重要作用。笔者以为，好的史学刊物不仅是连结学界同仁的纽带，同时也应是连结学界与社会和现实的桥梁。后面一点自然也是史学自我反思中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是不够的。我所指的不是史学刊物刊载了何种内容的论文或文章，而是指刊物对与历史和史学有关的现实社会问题缺乏热心干预的冷淡态度。这里我想到了两个例子。
第一，目前历史影视剧盛行，这对于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和历史知识的普及无疑大有裨益。但我们的史学刊物对于这个牵涉到历史与现实的重要社会现象似乎没有任何反应，对于历史影视片在表现历史方面的真伪优劣毫不关心，这恐怕是未必妥当的。当然，一般性报刊发表了一些对历史影视片的评论，但它们不能代替专业史学刊物的反应，因为各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作者群和读者对象。这里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外国同行的作法。前面提到的《美国历史学评论》和美国另一家最重要的史学刊物《美国历史杂志》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便开设了历史影视片评论专栏，不仅评论本国的历史影视片，还评论外国的，如中国的《末代皇帝》（合拍）等等都被列入评论之列。除了这类具体的评论之外，他们还做些理论性的探讨。如历史影视片（包括故事片和纪录片）可否作为史学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或曰"载体"），历史影视片与文字的史学著作相比在表现历史方面有何差异以及各自的长短利弊如何，史学界如何才能将历史影视片的制作置于自己的监督和影响之下，等等，这些问题都在他们讨论的范围之内。此外，他们还提出，影视片不仅是传播历史知识和史学研究成果的手段，而且也是研究现代史的重要资料。比如研究德国纳粹而不了解它为毒化群众思想和煽动其情绪而精心制作的某些电影纪录片，研究美国现代生活方式而忽视电视广告的影响和作用，都会出现严重的疏漏。总之，不管在外国还是中国，作为现代传媒的电影电视与史学之间的互相渗透已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在此情况下，专业史学家和史学刊物及早开阔思路，采取一点主动行动是有好处的。
第二，我们的历史教学究竟怎样？这门课程在中小学及大学中是否得到应有的重视？教材如何？这些问题似乎很少受到主要史学刊物的关心。然而，历史教育对于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以及为史学专业队伍培养接班人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史学工作者不可能不深切地关心这样一项重要的事业，希望它越办越好。史学刊物如能反映史学工作者这种心愿，依靠自己在学校中的作者和读者适当开展一些调查和讨论，开展对于历史教课书的讨论和评论，以促进历史教学的发展，岂非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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