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郑樵《通志》“总天下之大学术”
郑樵（公元一一○四--一一六二）字渔仲，宋福建路兴化军兴化县（今属莆田）人。郑氏为当地望族，祖宰进士，父国器，太学生。郑樵十六岁起，即僻居海隅，谢绝人事，读史夹漈山，自号溪西逸民。《夹漈草堂诗并记》云：“斯堂本幽泉怪石长松修竹榛橡所纵会之地，溪西逸民于其间，复茅以居”，前后凡三十年，与兄厚相为师友。少时以屈宋、马班、苏张以及毛遂、蔺相如、马援、范滂等人自命。又说：“使樵直史苑，则地下无冤人”（《与景韦兄投江给事书》）。
自谓“见理如攻坚木，终于擘折”；又说“樵迟钝有隐思”（《投宇文枢密书》）。其《上宰相书》说：“樵校讐之学，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生平以著书家自命，不屑为文士。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自谓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又说：“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投宇文枢密书》）。
初攻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都有论辨。绍兴十九年，郑樵亲到临安：“提数百卷自作之书，徒步二千里，来趋阙下”，上献宋高宗，藏入秘府。郑樵著作，经考定计有《诗传》、《诗辨讹》、《书考》、《书辨讹》、《春秋传》、《春秋考》、《系声乐府》、《象类书》、《尔雅注》、《夹漈遗稿》、《六经奥论》等八十四种之多。（顾颉刚《郑樵著述考》定为六十八种。去《彭门纪乱》为六十七种。最近厦门大学历史系研究小组，根据关佛心《郑樵书目考正》手稿及其他文献定为八十四种。今传《通志》、《诗辨妄》、《六经奥论》、《尔雅注》及《夹漈遗稿》，余均佚）。
归筑修史堂于芗林寺旁，与从兄讲学著书，从游者二百余人。
《通志》二百卷，宋时惟《二十略》通行于世。虽博学如马端临，亦未见全书。郑樵于《通志总序》中，备述著书之旨。他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书大传》曰：‘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有志而不志，责之丞’。是以宋郑之史皆谓之志。太史公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此即《通志》命名的由来。全书分纪、传、谱、略，凡纪传一百四十五卷，谱四卷，略五十一卷。纪传及谱，皆勦袭旧史，略为删简，精华所在，在《二十略》。
按郑樵生当马班千年之后，有见通史之修为不可已，自为《通志》以继前修，不可谓非豪杰之士。其自序抨击班固以下断代之弊，语语皆中窍要。章学诚《申郑》篇云：“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释通》篇亦说：“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对于郑樵提倡通史、撰写《通志》的微旨，可谓阐述无遗。《宋史本传》讥其“博而寡要”、《四库总目》评其“泛杂无归”，都是不懂史贵会通的意义。章学诚后此倡通史之修有六便二长，未始不是受他的启发。郑樵对于我国学术思想史和史学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下列几个方面：
（一）会通古今，斟酌群言，自为经纬，成一家之学。
郑樵史学以“会通”为极致，正是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通史家风的继续。《通志总序》开头即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他在《上宰相书》上也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散落人间，靡所底定，安得为成书”。所以“会通”二字，是古今学术的总倾向。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各种史料，经过整理排比，然后找寻其内外联系，加以贯串，始能洞悉事物发展的过程，而尽史家之能事。从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到司马迁的“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而后通史的规模始具。郑樵强调司马氏父子一家之学，正是贵其“独断之学，异乎比次之功者也”。但在郑樵看来，司马迁当时著作的条件还是十分不够的，未能“参见天下之书”，则“博”不足；“采摭未备，笔削不遑”，则“雅”不足。尽管这样，《史记》还是“擅制作之规模”，博得“六经以后惟有此作”的高评。不幸班固断代为书，不识会通之义，“初无独断之学，唯依缘他人以成门户”（《通志校雠略》）；既不能继承司马氏通史的规模，又不能善述班彪的遗志。“自东都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通志总序》）。益以梁武帝《通史》的未能尽餍人望和刘知几“尊班而抑马的”影响，史才不世出，通史一义不绝如缕。郑樵大声疾呼，躬为实践，欲以独力“通前代之史”，“会天下之书”，以“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不但在当时不易得到学者的同情，而且身后还会招来“寡要”、“迂阔”的讥评。直至五百年后章学诚出，始为《申郑》、《释通》、《答客问》诸篇，为之进一步加以发挥，于是通史之义如日中天。章学诚说：“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此其所以卓立千古也。惟班固虽断代为书，其志表所涉，类多上下古今，会通之义未为无睹；刘知几虽意主断代，亦未尝不纠其重复烦费之失。但是从史学发展的总倾向上说，通史主张自是当时进步的学说，而郑樵《通志》一书，正是这种理论的卓越的体现。章学诚一再推其“创通义例。别具心裁”，决不是偶然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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