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图谱》、《金石》，尤为考证史料的双轮。图书经纬，错综成文，左图右书，不可偏废。自“刘歆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还，图谱日亡，书籍日冗”。势必导致“困后学而隳良材”的结果。所以郑樵说：“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人；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图谱略、索象》）。又说：“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同上《原学》）；“为天下者不可以无书，为书者不可以无图谱，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通志·年谱序》），其强调图谱对于学术的作用，可谓尽致。章学诚则认为图学失传，由于“司马迁为史，独取旁行斜上之遗，列为十表，而不取象魏悬法之掌，列为诸图。于是后史相承，表志愈繁，图经浸失”，就史体本身说，足证图学的不可废。郑樵的《图谱略》，“立为二记，一曰记有，记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记无，记今之所无者，不可不求”。略中所载，凡记有者二百有六，记无者百七十有五。
宋时出土的古物很多。北宋早期以来，就有著隶古器物的书籍，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其后赵明诚的《金石录》，薛氏《钟鼎款识》，都是鼎鼎有名的。郑樵注意及此，正是他的史识卓绝处。金石款识，足以考证史迹，其用较之方册为直接。所谓“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形貌。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于是“采三王五帝之泉币，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汉魏丰碑，上自仓颉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书，各列其人而名其地”（《通志·总序》）。郑樵出《金石》于《艺文》，亦犹其出《图谱》于《艺文》，从保存史料和文物角度，重点突出，附庸蔚为大国，尤为特具眼光。
（四）天文地理昆虫草木，结合实践强调实学，以济书本知识之穷
天文地理昆虫草木，属于自然史范围。历代史家，自《春秋》纪灾异，《禹贡》疏山川，马班继轨，《天官》、《地理》，各自成书，为后史所沿袭。然历代《天文志》多主占候，不主民时，且徒有其书，而无其图，学者但识星名而不可仰视。《地理志》特详郡国，然郡国变迁则方隅颠错。郑樵以为都不切实用，别为《天文》、《地理》二略，提出新的标准。以为“天文之家，在于图象。民事必本于时，时序必本于天。为天文志者，有义无象，莫能知天”，因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图，言下成象，灵台所用，可以仰观；不取甘石本经，惑人以妖妄，速人于罪累”。在科学不甚发达之时，主张按图观测，使人知天，以行四时，一扫伪《星经》及所谓《鬼料窍》之讹，信为进步的观点。其序《地理》，则主于山川形势之天然区划，正以“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经界。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不能移；使梁州可移，而华阳黑水之梁不能迁”。其《地理略》首列四渎诸水，次为历代封畛，末为《开元十道图》，《序》谓“水者地之脉络。郡县碁布，州道瓜分，皆由水以别焉。苟明乎此，则天下可运诸掌”。这些特重川源和分水岭的观点，都是比较接近科学，而且饶有实践意义的。
至于昆虫草木、动植生物之学，古代自《尔雅》以下，亦仅偏于释义，罕能状其体态，明其生理。理论和实践，书本知识和实践功夫相差太远了，脱离太久了。郑樵说，当时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宗，至于实学则置而不问，仲尼时而有此患”，所以孔子要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之创《昆虫草木略》，正是继承古人实学的传统而特加发挥的。他说：“语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状难识。农圃之人识田野之物，而不达诗书之旨；儒生达诗书之旨，而不识田野之物”（《通志总序》）。又说：“汉人立学官讲诗，专以义理相传。夫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乃发兴之本。汉儒言诗者，既不论声，又不知兴，故鸟兽草木之学废”。“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所以说学者“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汇”，始为有体有用知天知人之学。郑樵可说是通过这个实践过程达到求真证理的目的。他说：“臣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野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已得鸟兽草木之真，然后传《诗》；已得诗人之兴，然后释《尔雅》。今作《昆虫草木略》，为之会同”。又说：“物之难明，为名之难名；名之难名，为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是以此书尤详其名”（以上并见《昆虫草木略序》）。他的初意，虽为解释《诗》与《尔雅》而作，不期然自成一体系，竟是自然史中的生物学史了。
（五）辨妄订俗，别识心裁，寓诸子于史裁，为学术之要删
辨妄订俗，本来是王充《论衡》、刘知几《史通》以来的优秀传统，反主观反神学的主要部分都被郑樵继承下来了。他著的书，经考定凡八十四种，其中如《诗传》、《诗辨妄》攻大小《序》及毛郑。《艺文略》云：“毛诗自郑氏既笺之后，而学者笃信郑玄，故此诗专行，三家遂废，致今学者只凭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拟议。盖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臣为作《诗辨妄》六卷，可以见其得失”，朱熹早年说《诗》，亦主毛郑；后见此书，乃将大小序别为一编而辨之，作《诗序辨说》，其始信终疑之故，实受郑樵的启发（详见《朱子语录》八十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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