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的《春秋传》中，有《左氏非丘明辨》一篇，证明左氏非丘明者八事，虽为说未园，然伐人有序、守已有度、有破有立、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给予后人启发不少。朱子《语类》及叶梦得《春秋谳》所揭论据，多与郑樵相同。其考《春秋》与三传的关系，所论亦很明通。如说“古者简编艰繁，学者希见亲书，唯以口相授。左氏世为楚史，亲见官书，其讹较少。然有所讹从文起。《公》、《谷》，汉之经生唯是口传，其讹差多。然有所讹从音起。以此辨之，了无滞碍”（《艺文略》）。“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臣旧作《春秋传》。专以明王道，削去三家褒贬之说，所以杜其妄”（《灾详略》）。这些对《春秋》主观褒贬的批判，都是比较正确的议论。
特别是《灾详略》，批判了董仲舒以来“本于春秋牵合附会”的五行学说，较之刘知几《史通》的讥评班固《五行志》，更进一步，直以“巫瞽之学”、“欺天之学”斥之。说“后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俯首以受笼罩而欺天下”；“今作《灾详略》，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相生之说，所以绝其妖”。真可谓拨云雾而见青天了。
综其平生所学，从辨妄入手，以实践为工夫，以博学为根本，以会通为极致。一方面注意到文献的考证、辨伪，同时也重视实际的知识与实物的研究。《通志》写定虽不过二、三年，但其准备工夫，则达三十年以上。自谓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竹头木屑之积，将欲一旦而用之。又说：“五十载总为一书”（《上殿通志表》见周华《福建兴化县志》），则知《通志》之作，决非泛泛，而《二十略》中，尤以十五略为其专门绝业所在。发明新例，如《氏族略》、《校雠略》；订正俗学，如《图谱略》、《灾详略》、《乐略》、《谥略》；扩大史域，如《六书略》、《七音略》、《昆虫草木略》，都就平生著述中摭取菁华部分加以精炼而成。当时学弊已极，墨义徒逞空言，直可废书不观。司马光已谓“新近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至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入高阁”（《论风俗刘子》）。朱熹也说：“所以教者，不本于学校之实，而所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其甚弊，则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足败坏学者之心”（《学校贡举私议》），正是当时科举坏乱学术、学术脱离实际的总暴露。郑樵偏处海隅，冥心孤往，生当义理词章泛滥无归的时代，发愿沟通文史、要删学术，总结中世纪学术思想，上承司马氏的通史家风，中继王充、刘知几的批判传统，下闻朱熹、王应麟的尊疑学风，《通志》以百科全书的姿态，出现在风雨如晦的南宋初期，不是没有其时代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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