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条贯学术，发明义例，深窥古人著述的心源
《宋史》对郑樵颇有微词，惟谓其“喜为考证伦类之学”，则不为无见。按知类通达，始学工夫；创通义例，学者极诣。《通志二十略》，“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以为“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百代之宪章谓礼乐兵刑之属，系制度史范围；学者之能事则包括名物训诂之极深研几者，属学术史范围。《通志》中《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五略，皆本前人旧典，删烦存要，故曰“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氏族》等十五略，出自胸臆，非因成说，实为郑樵首创性的发挥，故曰“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其中尤以《氏族》、《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灾祥》八略为最。郑樵是有意在《通鉴》政治史、《通典》制度史之外，向学术专史和百科全书这一方向发展的。唯后人多以类书自限，鲜能条贯学术源流，若王应麟的《玉海》，亦只“以博学宏词自见”，虽成“比次”之功，初非“独断”之学。马端临《通考》有见典章经制沿革相因之道，“融会错综，原始要终”，以存其“粲然之迹”，考核精密，编次有序，自然是一部贡献极大的书，但较之郑樵《通志》的独具卓识，创通义例，窥见学术之真而开辟研究的新途经，则显已有间了。章学诚所谓：“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正指他能够以独创的精神，摸索规律；不似《通考》等书仅使“俗学便其类例之易寻，喜其论说之平善，相与翕然交称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无似”（《答客问中》）。假使不从大处著眼，只管在考据细节吹求，是不能窥见郑樵学术的真诣所在的。郑樵著《通志》的时代，正是“义理之学尚攻击，词章之学务雕搜……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通志·图谱略原学篇》）的时代；难怪“后之溺文词而泥考据者，相与锱铢而校，尺寸以绳”，象《四库总目》的逐“略”指摘，甚至清代有名学者如戴震、吴颖秀等，也不免痛诋《通志》了。只有章学诚排除众议力为辩护，说“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彭名将，不能邹鲁趋跄；绳伏孔鉅儒，不善作雕虫篆刻邪”（《申郑》）？又说：“《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也。后人讥其疏陋，非也”（《释通》篇自注）。（顾炎武亦称“渔仲博雅”，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七）。
说到创通义例的地方，郑樵真有些发前人所未发的惊人之论。例如，占《六十略》中第一略的《氏族略》，郑樵在左氏五例之外，归纳出三十二类；同时还从中得出①“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和②“男之称氏，所以别贵贱，女之称姓，所以别婚姻”两条姓氏学的基本原理。尽管后来有关古今姓氏书的材料很多，但是要从当中研究中国社会组织和族姓的沿革，还必须掌握郑樵的姓氏学基本精神，才能有点门路。独断之学所以可贵，即在于此。《六书略》、《七音略》，乃是语言文字史，向为史家所忽视，郑樵独从社会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把它单独提出来，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六书七音，都是郑樵一家之学。他说：“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者，文与字也）。又说：“文有子母，主类为母，从类为子”。他在《六书序》上说，小学当识子母相生之理。母主形、子主声，批判了《说文》定五四○类为字之母”中误以子为母者二○一类为不识子母”。又说：“字书眼学，韵书耳学”。他在《七音序》上说：“汉人课籀隶，始为字书，以通文字之学；江左竞风骚，始为韵书，以通声音之学。然汉儒识文字而不识子母，则失制字之旨；江左之儒，识四声而不识七音，则失立韵之源”。这些有关语言文字学规律的初步探索，虽然还不十分明确，可是一到清代文字学家的手里，就更进一步把它发掘出来了。郑樵生在不讲小学的宋代，独能注意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引起后来作史者重视语文的功用，实是杨雄《方言》以后的空谷足音，而南渡后一时博学通儒如马端临等，竟亦见不及此，益觉郑樵的别识心裁为不可及了。
再如，他于《器服略》则明制器尚象之原，迭为后来出土文物所证明；于《乐略》，发明“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的原理，而“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的概括，专就诗之入乐分析，尤为朱熹、王应麟等所称道。这些都是郑樵采用归纳方法寻求义例，和扩大研究范围、继承前人成果，加以发展提高而得来的卓越成就，最足窥见郑樵史学的独创性，也正是《通志二十略》的精华所在。
（三）艺文校雠，图谱金石，扩大了史学研究范围
目录校雠之学，源出《庄子·天下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而刘向父子校书秘阁，部次《七略》，班固本之为《艺文志》，而后众书始有纲纪；自《隋书经笈志》总《七略》以下三十种二百十四卷之书以为《簿录篇》，而后目录始立专门。《隋志》谓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章学诚说：“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互著第三之一》）。所以郑樵作《艺文》、《校雠》诸略，首先揭出“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的规律，而主张“编次必谨类例”，以明学术的演变。他说：“士卒之亡，由部伍之法不明，书籍之亡，由类例之法不分。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校雠略》）。因此，他把古今有无之书，区为十二类（就是经、礼、乐、小学、史、诸子、星数、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这就打破了经史子集的四分法。他把《星数》、《五行》、《医方》等部门单独分开，成为自然科技的重要一支，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重视。所谓“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敛百家之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然而，“册府之藏，不患无书，校雠之司，未闻其法”。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又作《校雠略》。宋代馆阁诸官，虽都司校雠之事，然不识源流，不明类例，不知分校之宜，求书之道。所以郑樵特著《艺文》、《校雠》二略，以为古今学术流别的总结，而为学术史储备足够可靠的资料。发凡起例（如编次必谨类例，编次必记亡书，求书遣使，校书久任，求书之道有八），多为后人所取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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