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种逻辑推动力：对近代学术传统的多层面批判
从近、现代之交人文化研究的转轨过程来看，本世纪的前50年不仅是一个全面反省西方文化危机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广泛批判近代学术传统的时期。就后一种意义上的批判运动而论，作为一股新兴历史阐释思潮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也始终走在这场运动的前列。鉴于整个批判运动理论声势之浩大，涉及问题之复杂，我们在此主要围绕着一个既对整个批判有着实质性影响，又对历史哲学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问题来展开重点分析，这就是：历史是什么？或称“历史的理解问题”。
大家知道，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主要是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精神为依托的。这种理性主义精神给社会科学研究所带来的是一场历史性的进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对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走向，特别是一般方法论有无消极影响呢？实际上，自19世纪后期就有不少思想家开始追究这个问题。譬如在历史哲学领域，德罗伊森、布拉德雷、狄尔泰等人先后指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无论在对象上还是方法上都是有明显区别的。因而，历史研究理应克服自然科学的消极影响，寻求适于自身的观念与方法。随着现代人文思潮的扩展，尤其是现实历史问题的突出，上述批判倾向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斯宾格勒在着手考察西方文化的命运问题时首先强调，西方文化的没落乍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有时空限度的现象，可实际上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也就是说，若想阐明西方文化的没落现象，首先必须深究历史的特性、结构及其逻辑。而面对这样一个艰巨的研究课题。非放弃旧观念，创建一种新哲学不可。在他看来，以往的全部哲学都可以划归为“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只把“自然的世界”作为哲学的唯一论题，而将更为重要的“历史的世界”全然忽视了，不仅康德及其后学是这样，甚至连叔本华等人也不例外。从思想根源来看，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观念几乎是从自然科学、特别是从物理学中照搬过来的。其结果是，哲学家们虽在谈论自然却自以为是在研讨历史。这种形而上学观念在历史研究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以一种“伪自然科学”面目而出现的“实用主义”。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呢？斯宾格勒通过力陈“自然的世界”与“历史的世界”之别，进而批判长期主宰着西方历史研究的一大思维横式--“西欧文化中心论”，终于看到了文化与历史之间的一种内在关联。他强调指出：“文化是通贯过去与未来的世界历史的基本现象”，而所谓的世界历史就是诸种文化的“集体传记”。⑦
如果说斯宾格勒主要是从哲学观念上澄清了历史的概念，汤因比则扬其史学专长，侧重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深入阐释。“历史研究的单位”是什么？这是汤因比所要说明的首要问题。他在《历史研究》的“序论”里一开始就批评了以往史学研究的一大弊端。他指出，近几百年来民族主权国家的发展，诱使历史学家们把“民族国家”当作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其实就整个欧洲而言，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历史事实证明：“历史发展中的诸种动力并不是民族性的，而是根于更广泛的原因，这些动力作用于每个部分，除非综合考察它们对于整个社会的作用，我们便无从理解它们的局部作用。”因此，“为了理解各个部分，我们首先必须着眼于整体，因为只有这个整体才是一种可以独立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⑧
然而，这种可以独立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又是什么呢？汤因比回答：是叫做“文明”的社会。总括诸种解说，汤因比有关文明社会的规定性大致有以下几点：（1）在历史研究中总共只有两个可以独立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 它们是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2）一个文明社会就是一个整体，它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也不是整个人类，而是有着特定时空关系的某一群人类。这个整体一般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3）文明社会主要内含三个剖面：政治、经济和文化， 其中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化乃是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而政治、经济则是次要的成分。⑨
基于上述观点，汤因比认为在近六千年来的历史上共出现过26种文明社会，而所有这些文明社会又是可以比较的。首先，就时间意义而言，文明社会的出现刚刚超过六千年，而原始社会几乎是跟人类同年的，即使就平均的估计数字来说也有30多万年了。二者相比，文明社会的历史长度只占整个人类历史的2％。 因此可以假定：所有的文明社会在哲学上都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再就价值意义而言，所谓的价值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若跟原始社会相比，所有的文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跟任何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是微不足道的了。因此又可以假定：所有的文明社会在哲学上都是具有同等价值的。
由此可见，在批判近代学术传统。深究“历史是什么”的过程中，斯宾格勒与汤因比对于历史本性的理解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二者所作的哲学批判与历史批判却相辅相成，共同推出了两个基本观点：（1）所谓的历史就是文化或文明。 这一观点旨在肯定文化或文明是历史的真正载体。而历史的意义即寓于作为历史之基本现象的文化或文明之中。因此，历史哲学所阐释的主要对象既不是纯粹的精神观念，也并非孤立的政治、经济现象，而是作为一种历史整体的文化或文明。（2）所有的文化或文明都是平行的、同时代的。这一观点重在强调，诸种文化或文明并无孰优孰劣、孰高孰低之分，而是自成一体、同等重要的。所以，历史哲学所面临的基本任务应当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或文明比较研究。显然，以上两个基本观点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体系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既构成了两人历史哲学研究的特定理论取向，同时也形成了他们有别于其他历史哲学流派的显著特征，从而使斯、汤二人成为现代西方历史阐释思潮中“宏观历史哲学”或“思辩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
论及本世纪“微观历史哲学”或“分析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无疑首推柯林武德。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观念主要是针对实证主义而发的。早在19世纪后期，就有不少人文学者开始批评历史研究领域里盛极一时的实证主义思潮。从文德尔斑到李凯尔特，这种批判逐步升级，以致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问题成了当时历史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中心论题。李凯尔特通过反复论证“自然”与“文化”的对立。进一步推论出“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之对立。按照他的说法，历史或文化的领域只有“个别”，自然领域才有“一般”。因而，历史科学运用的是“个别化的方法”，自然科学运用的则是“普遍化的方法”。但在柯林武德看来，这些思想家们虽然一再批判了实证主义的原则，指出了历史研究的特性，却始终没能彻底挣脱实证主义的深刻影响。而他想要完成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前人批判的基础上来彻底根除实证主义的历史观念，重新阐释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与价值。
柯林武德指出，实证主义历史观念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剪贴式史学”和“鸽子笼式史学”。“剪贴式史学”把历史看作“连续发生的故事”，认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首先确定故事的主题，继而查阅有关的权威性史料，对之进行摘录、编纂和诠释、“鸽子笼式史学”则不满足于此，还想从历史事实中推导出历史的规律或模式。其实，这两种治史的方式均无科学的价值。前者不过是史实的堆积，历史的年谱，而后者又缺乏客观根据，落入主观臆想。所有这些弊端实际上都源于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所谓的科学研究主要包括两件事情：先是确定事实，再就是概括规律。这里讲的事实是指能为感官知觉直接认定的，规律则是指依据这类事实归纳出来的。尽管“剪贴式史学”只是接受了实证主义的部分原则，专注于史实的考证与编纂，而“鸽子笼式史学”企图实现实证主义的全部构想，进而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但二者共有一个错误的前提：以自然科学为逻辑蓝本，把历史的过程等同于自然的过程。这便从根本上忽视了历史研究对象的基本特点。柯林武德尖锐批评道，实证主义就本质而言是一种为自然科学服务的哲学观念。而问题就出在，近代西方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荫蔽之下发展起来的。因此，要想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首先必须摆脱“历史科学向自然科学学徒”的状态，辩明历史过程与自然过程的本质区别。
柯林武德进一步指出，假若去问一位历史学家：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他一般会回答：是“过去的人事。”为什么历史学家惯于把历史看作过去的人事呢？这就必须再去考察：历史研究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的基本性质是什么？一般说来。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一样，也要研究事实或事件。但二者处理的事实或事件却有本质的差异。当历史学家研究任何过去的事件时，通常要就一个事件而划分“外部”与“内部”。所谓的事件外部是指可以用运动来描述的事物，而事件的内部是指只能用思想来描述的东西。历史学家们之所以进行这种划分，就是因为他们所要研究的对象并非只有外部而无内部的单纯事件，而是外部与内部融为一体的人类行为。“因此，诸种自然的过程可被确切地描述为单纯事件的一些序列，但诸种历史的过程却不能。它们并非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为的过程，它们具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构成的内在的方面；而历史学家所探求的正是这些思想的过程。一切历史就是思想史。”⑩
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过去的人事“不是死了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活着的过去。”（11）因此严格地讲，历史不是“事件”而是“过程”。事件总是有始有终的，可过程却无始无终。当过程P[,1]转化为P[,2]时，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实际上，P[,1]永无终点，它只是以变化了的形式在P[,2]中延续；P[,2]也并无起点，它早就借P[,1]的形式存在于P[,1]之中。所以说“历史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12）这就是著名的“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第一原则”。大致说来，柯林武德就是以上述历史观念为根底，提出了以“前人思想之重演”为基调的史学方法论，和以“人类自我之认识”为目的的史学价值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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