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个大前提及其几点阐释
1、关于阐释的大前提
显然，在这样一篇短文中是很难就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生成背景展开全面论述的，而只能抓住一些主要的历史片断、代表人物、以及理论问题等等。但即使借助前述几个要点的分析，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生成过程，的确有其特定而复杂的历史背景，如文化的、社会的、阶级的、学术的、哲学的等等。因此，批判对象的生成背景所带有的上述复杂特质，客观地要求我们确认这样一个大前提：要是想对作为一股新兴历史阐释思潮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进行准确而且深刻的批判，首先必须就其成背景加以历史的阐释。简言之，科学的批判必须以生成背景的历史阐释为基本前提。
除了适应作为一种外在要求的生成背景的复杂特质外，上述“阐释大前提”的设立还主要考虑到以下两方面的内在事实：批判对象的基本特性和以往研究的几点不足。首先就批判对象的基本特征而论，有关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批判工作，严格地讲属于一种“历史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批判对象虽然冠以“现代西方”的限定语，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思想史上的史实”。因此，这一批判对象在“现代的意义”下暗含着一种“时间的距离”或“历史的差异”，而在“西方的形式”下又显示出一种“空间的距离”或“文化的差异”。这就意味着：若不借助一种“生成背景的历史阐释”来沟通上述意义上的时、空距离，科学的批判也就无从入手。
其次，再就以往研究的几点不足而论，虽然笔者不敢武断地批评过去的有关批判工作没有涉及生成背景方面的分析，但这种分析的确从来没有被推到“作为一种大前提的历史阐释”的逻辑高度。这就难怪我们在过去的研究成果中时常可以看到以下几点不足：（1）简单性，譬如就事论事或就人论人。（2）片面性，譬如仅就学术而论学术，或仅就阶级性而忽略学术性。（3）空洞性，譬如轻易地套用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中的概念或观点，抽象地进行中西历史哲学范畴或体系的比较等等。显而易见，上述种种倾向或忽视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思想史的内在联系，或忘却了现实历史与思想进程的相互关联，或低估了特定的文化、社会、阶级、学术等方面的背景赋予体系、观念、观点、范畴的具体意义。这就从反面进一步证实了作为一个大前提的历史阐释所含的逻辑意义，即沟通前面论及的时空、距离，完整地再现种种特定而复杂的历史联系，不能不视为有关批判工作的一个首要步骤。对此，不妨作个通俗的比喻。假如批判者好像是一位远程的思想探索者，那么，有关生成背景的历史阐释便仿佛是一张事先必备的思想史地图，其主要功用就在于标明：我们的出发点在哪儿，目的地在哪儿，当地当时的“气候土壤”和“风土人情”又是什么样子。
2、关于社会与文化背景的阐释
前两部分的重点分析表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形成过程跟本世纪上半叶西方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有着紧密、复杂的历史联系。而在这张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网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纽结就是“社会总危机”或“西方文化危机”，和对于这场危机的整体性反省。这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显然形成了特定的“文化氛围”与丰厚的“社会土壤”，从而也就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孕育了一个理论生长点。
从这一理论生长点萌发出来的主要是现代历史哲学中的文化比较研究倾向。这在“宏观历史哲学”或“思辩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斯宾格勒与汤因比那里反映得最直接、最明显。文化比较研究在历史哲学领域的盛起，不妨看作一种历史观念的进步。它的积极意义主要在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文化多元论”的确立。对绝大多数近代西方学者来说，“西方文化中心论”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给定的、潜移默化的历史思维定势。著名的日本比较思想史研究学者中村元曾准确指出：“西方人坚信欧洲精神的绝对优越性，对此容不得丝毫怀疑，这时他们的视野所及，自然只有唯一的西方思想。”（13）象这样一种偏颇的思维定势，无疑是有碍于整个人类历史研究的。而“世界文化多元论”在历史哲学领域的初步确立，首先所带来的是历史哲学批判视野的拓展；与此同时作为当代文化比较研究中的一种主导观念，它又为诸多人文学科，诸如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神话学、宗教学等等，输入了一种逻辑活力。但另一方面也应毫不客气地指出，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哲学研究中，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所主张的文化多元论在克服前人历史局限性的同时，其本身又难以彻底摆脱这种历史局限性的阴影。因此，我们在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体系里、特别是结论部分，仍然不难找到“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残迹。而这种残迹在道森和蒂利希那里则主要是以一种变态的形式，即基督教精神与整个世界文化相调和的面目反映出来的。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上述理论生长点引发出来的宏观历史哲学研究还明显地带有另一种社会历史局限性，这就是阶级性或党派性。汤因比曾经这样评述过当时的西方文化危机：“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人们都在广为争议西方中产阶级的前途问题；但这场争议的结果并非仅仅是人类的这一小部分人所关注的事情；……如果西方中产阶级倒台了，这会导致人类社会随之崩溃吗？不论人们对于这个重大问题的答案如何，显而易见，这一部分身处重要地位的少数人所面临的危机，也必然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危机。”（14）从这段评述来看，汤因比不仅把西方社会的前途而且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都一并归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前途问题了，由此可以想见其整个文明形态理论所具有的强烈的阶级性。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观点之所以一再被有些西方学者指责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或“一大精神帮凶”，除了后人的部分误解或有意夸大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思想确实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强烈的阶级倾向。至于前面提到的道森、蒂利希等人的历史哲学观念，其党派性就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了。这就是以宗教神学为本，以各自的教派及其教义为理论出发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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