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学术与哲学背景的阐释
尽管历史哲学原本就是一门阶级性或党派性较强的学问，但它作为一门科学毕竟也跟其他人文学科一样，不失其相对的学术独立性。就我们眼下讨论的这段时期的西方历史哲学而言，这种相对的学术独立性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力，这就是对于近代学术传统的批判。
如前所见，在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生成时期，诸种流派或倾向的代表人物所致力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紧紧围绕着历史的理解问题来多层面地展开近代学术传统的批判。在笔者看来，这种现象决非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学术观念更新换代的征兆。就实质而言，哲学史研究中的分期问题主要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逻辑的概念。也就是说，不同断代的哲学观念之所以彼此有别，主要不是因为它们处于不同的年代，而是因为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表述形式或新或旧，但它们大多发自一个基本的逻辑起点--整个哲学或各个分支中的“无问题”。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看到，这场围绕着历史哲学研究中的“元问题”--历史的理解问题--而全面铺开的学术传统批判运动，不仅将有关历史本性的认识水平推到了一定的高度，同时也全面带动着一系列主要问题的重新思考，象涉及到宏观历史的过程、规律、形态、意义等问题，具体到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价值等问题，这样也就使整个历史哲学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因而，就此时学术背景的整体特征而论，一方面，对于历史的重新理解已成为现代与近代的西方历史哲学分期划代的界标；另一方面，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又成了诸种现代流派分庭抗礼的起因。
进而考察当时哲学背景的基本特点，我们还可以看到以下几点：首先，从批判倾向来看，处于生成时期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具有鲜明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不难看出，在这一时期诸种流派的代表人物之所以要抓住历史的理解问题来激烈抨击近代学术传统，其根本用意就在于克服前一代学者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盲目崇拜与机械模仿，力图实现一种“观念的超越”，即超越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观念，特别是作为其精神依托的理性主义观念。因此，就直接起因而言，由上述批判运动产生出来的诸种历史观念均可以归类于“理性主义”的对立面--“非理性主义”。但是，为了避免常见的误解，上述说法尚需严加一重限制，即这里所讲的“理性主义”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而是特指近代历史学者从自然科学那里照搬过来的、用于处理历史研究对象的那样一种“自然主义的理性观念”。而从实际后果来看，凡此种种非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念的逻辑归宿主要在于两点：（1）在历史研究对象上， 从“自然”走向“自然的对立面”；（2）在历史研究方法上，由“理性”深究“理性的原动力”。
其次，从整体状况来看，处于生成时期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是相对主义的。批判倾向的一致并非必然导致具体结论的相似。实际上，在上述批判运动中孕育而成的种种非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念处于一种空前的理论分歧局面。这种状况不但反映在不同的流派之间，象“宏观的或思辩的历史哲学”与“微观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甚至也体现于同一流派的代表人物之间，象斯宾格勒与汤因比。在此，只要简单地把几位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放在一起，其分歧程度之大便可以一目了然。比如，斯宾格勒把历史哲学研究视同为“文化的研究”，倡导“直觉的类比”，前已论及后一点正是汤因比断然拒斥的；汤因比虽然也看重文化或文明比较研究，但他所主张的是“经验的比较”，而柯林武德不但反对这类做法，甚至还干脆把汤因比的整个理论体系都看作是“极端自然主义的”；（15）柯林武德再三强调“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所谓的历史研究就是“尽可能地重现前人的思想过程”；道森、蒂利希等人则分别指出，世俗历史的演变过程实质上就是天主教或新教教义的意义再现，显然这类观念至今仍被大多数世俗的历史哲学家所冷落。总之，跟前几个世纪相比，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领域已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主流可言了，更谈不上有一种类似于黑格尔历史哲学观念的“统治意识”了。
再往深一层去看，即透过上述理论分歧局面，我们还可以发现相对主义的另一种更根本的表现形式--历史认识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它最明显地反映在斯宾格勒与柯林武德的历史价值观点中。斯宾格勒在历史认识论上提倡一种“多元价值论”。他明确指出：我“反对一向败坏所有历史思想的两种假定：一是断言作为整体的人类有某个终极目的，一是根本否认有若干终极目的”。“就历史价值判断标准而言。诸种终极目的或真“只有涉及某一特定的人类才称得上是真理”。（16）因此，斯宾格勒在其历史哲学研理中注重比较的是诸种独立自在、各成一体的文化所固有的精神特征，而不涉及这些特征之间的价值关系，更不评价它们之间的优劣高下。以上研究倾向在宏观历史哲学的集大成者汤因比那里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在历史认识论上，柯林武德主张的则是一种“主观价值论”。这种价值观点在他的理论体系里作为“心灵之重演”的逻辑推论，其主旨即在于一反实证主义的历史知识标准，充分证实“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合理性。柯林武德指出，传统的观点在历史知识标准问题上一向信奉权威，即以权威史料作为检验历史学家的有关陈述是否真确的尺度。其实，历史研究应是一种自律性的思维活动，而这种自律活动的显著体现就是“想象的构建”，即历史学家通过批判权威史料，进而再以自我想象钩织的“理论之网”来弥补权威史料遗留的历史裂隙。在柯林武德看来，这种“自律性的想象之网”不仅不靠给定的事实来验证，相反历史学家却可以将其视为“试金石”，以它来衡量援引的事实是否真确。（17）显而易见，虽然斯宾格勒与柯林武德在历史认识论上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不尽相同，但实际上他们均在助长着这样一种相对主义倾向：过分强调现有历史知识或历史认识的相对性与主观性，以致根本否认历史认识，特别是历史真理的客观性。上述倾向也应是我们在批判整个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时不可忽视的一种普遍现象。
最后，从理论实质来看，处于生成时期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唯心主义，在思想史上时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无论对于前人的批判何其强烈、何其无情，学术传统作为一种“理论根源”或“治学之本”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现代学术活动中顽强地积淀下来。我们在上述学术传统批判运动的理论结局中看到的也是这种情形。很显然，盛起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生成时期的这场批判运动，首先意味着一种“传统学术观念的间断”。诸种流派的代表人物或在不同程度上或从不同的侧面，都出于对现实历史问题的关注，广泛借鉴了当代人文研究的成果，提出了大量新的观念、观点、范畴乃至思想体系。诸如以突出“生命经验”为特征的“观相的形态学”（斯宾格勒），以追究作为一种终极之存在的文化潜意识为依据的“挑战与应战模式”（汤因比），以真切再现历史局势与思想过程的相互关系为主旨的“心灵之重演”（柯林武德）等等，象这样一些范畴、观点或学说均已基于当代人文研究的认识水平注入了新的意蕴，从而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学术观念。因此，对于它们也唯有联系当时的社会、文化、学术、哲学等方面的背景，才能获得一种准确的理解。但细究起来，这场批判运动所造成的“传统学术观念间断”，就其理论实质而言不过是一种“连续中的间断”，或称“承继性的间断”。如所周知，偏重于探讨精神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这历来就是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着力点。因此，透过“生命的经验”、“文化潜意识”、“心灵之重演”等等时新观念的表层涵义，我们还是不难看出，前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与传统哲学意识之间的历史联系，其主要表现就是：依然偏执唯心史观的思维方式，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为这种思维方式造就了一种现代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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