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王国维在研究学问时，既能把握全，又能把握曲，将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并作系统的历史考察，故有可能把握历史事物“所以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这种治学方法，正如王国维之弟王国华所说“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其创新也，不仅罗其证之所应有，而必通其类例之所在。此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也。”⑤正因为其治学方法超过了乾嘉考据学家们，因而其成就也大大超过了他们。
陈寅恪向往新学，力求用新的方法治学，与王国维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寅恪留学日、美、德、法及瑞士等国十几年，具备了阅读日、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等十多种语言文字的能力，较深刻地学习了当时欧美一些史学流派的治学方法，故其视野开阔，方法更为繁复多变，更为缜密、科学。
1925年，北京清华学校设立国学研究院，王国维与陈寅恪均为导师，共事的时间（王氏于1925年到院，陈氏于1926年到院）虽然不长，但缔交颇早，陈寅恪在巴黎结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就是由王国维写信介绍的。至清华研究院后，彼此的政治思想虽不一致，然而由于在治学方面和方法上比较接近，而且陈氏对王氏的政治态度和学术研究的成就能以极同情的态度去理解和对待，因而成为忘年的深交，结成陈氏所说“风义平生师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彼此的学术渊源和政治立场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并直接影响了他们学术研究的成果和评价。
我们知道，王国维的前期并非从事史学研究的，而是专攻哲学和文学的。他研究史学是从1911年前后开始的。清末，他担任过清政府学部图书馆的编译，辛亥革命后，以“遗臣”身分跟着罗振玉一起避地日本。这时在罗振玉看来，学术思想界有所谓两股“横流”，一是清末魏源、崔述、康有为等今文学家们的“疑古”之学，他们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疑古文经书皆出于伪造，尤其是崔述的《考信录》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的问世，把数千年的封建统治所依之以为传统和道德的经史之学疑得摇摇欲坠。其次是西来的近代学说思想，特别是尼采哲学主张暴力统治，主张战争，反对仁义道德之说。这对于具有没落封建意识和坚持复辟清王朝的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自然把它看作是“邪说”“横流”。因此，在罗振玉看来，其时他们能做的而且必须做的，是学说思想上的经史之学的研究工作，其具体内容是驳斥经今文学的“疑古”“信今”之论，以达到“反经信古”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罗振玉以师辈和挚友的身分对王国维说：“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并鼓励说：“公方年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企图从学术思想上寻找理论依据，做好为清政权复辟的思想基础。王国维在罗振玉的影响下，便尽弃前学，从研究哲学、文学转而研究经史之学。
辛亥革命前，王国维学过日、英、法等语言，翻译过《辩学》、《法学通论》，学过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又研究过资产阶级哲学，应用了资产阶级治学的方法，在研究文学和文学史时就采用了实证论和实验论的方法，这些方法虽有其局限性，然而就其所处的时代来说，是有其进步性的，因为这比其先辈的治学方法无疑要缜密得多。另一方面，王国维寄居京都时，在罗振玉的指导下又循着乾嘉学者的治学途径，继承了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王氏说：“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这是乾嘉以来戴震、段玉裁、程易畴、吴大澂、孙诒让等一致的治学精神。正因为王国维研究古史时，取材严谨，在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故在学术研究上能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是封建的，其研究经史之学的动机和目的，显然是为没落封建地主阶级及清廷反动统治政权服务的，因而在其论著中不可避免的必然要流露出对封建制度的赞叹和景慕之情，其名作《殷周制度论》中即充满了这种情感。
历史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客观的发展形势与罗振玉、王国维的“待后”之愿，不是日益接近，而是越离越远，时代的巨轮已越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代，这和罗、王所向往的回复清廷封建统治的时代，已超越了整整两个时代。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仅在政治上给罗、王的“反经信古”的经史研究的意图以惊心动魄的反击，而且在学术思想上的打击更为沉重，他不仅没有把学术思想界所谓两股“横流”击败，相反，又涌现出两股新的“横流”：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一浪一浪的高潮迭起；二是继崔述、康有为之后胡适、顾颉刚等的疑古运动的兴起，他们认为唐虞时代的情景，是漆黑一团，无历史可言，夏代历史只是传说的堆积，商殷历史无征可信，把西周以前的古史完全否定了。古史辨派的疑古虽然不全合于科学，其推论亦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但是对“反经信古”的经史研究，确是给了重重的一击。在王国维看来，政治局势如此，学术思想形势又如此，真是到了“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的时候。在思想忧郁的情况下，他从1921年起，对甲骨金石文考释和古史考证的经史研究，及其他重要著述，就日渐少见了。
1923年4月，由清廷遗臣升允的推荐， 王国维竟走进清宫南书房担任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即文学侍从）。如果把这件事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对照，王国维是走了一条多么可悲的政治道路。1925年，国内又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势，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年5月， 国民革命军在河南打败了张作霖，震惊北京，当革命军威迫北京时，谣言纷起。王国维认为冯玉祥军将废帝赶出清官，所谓“宫门之变”一辱也；这时，革命军又要来了，势必进入北京，“义无再辱”，其思想上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深切地感到客观形势已没有踌躇余地，终于自沉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一代大学者，就此悲惨地与世长辞了。
陈寅恪在进入清华研究院任教以前，大多数时间是在国内外学习，在国内也主要是潜心问学，未与任何政治党派或团体发生关系。1929年秋起，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组）主任，1935年又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此外，他还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明清史料》前数编就是在他参与并主持下编辑和刊行的。
抗日战争时期，陈寅恪历尽了千辛万苦。日本侵略军侵占北平时，其父三立先生忧愤绝食而死，全家都从老人的死亡中深受教育。日本投降时，陈寅恪赋诗志喜：“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⑥。表明他对国仇家恨都是铭记不忘的。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任中国学教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他原因到香港后被迫滞留，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随后，香港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曾派人对他进行劝诱，要他留居香港或到沦陷区教书。他严辞拒绝，并带领全家历尽艰苦逃难到桂林、成都等地。作为正直的爱国学者，陈寅恪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十分不满，进行冷讽热嘲和对抗，故在教席安排和出国讲学等问题上，倍受刁难，生活十分清苦。1947年北平天气寒冷，陈寅恪夫妇心脏病发作，被迫将所藏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部转让，以书款买煤取暖。1949年1月由北平迁居广州， 在岭南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派傅斯年出面多次电催他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肯，有人劝他去香港也遭拒绝，民族自尊感和对祖国的热爱使他在广州留下来，后任教于中山大学。
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在助手的帮助下，克服了常人所不能克服的困难，写出了著名的《柳如是别传》。十年浩劫期间，陈寅恪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他高年病体，不能支持，于1969年病逝。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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