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陈寅恪根据王国维学术研究上的成就，评定他“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认为王氏的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⑦。这是深知王国维其人，并充分研究了其学术著作后所作出的客观评价。
王国维在甲骨文字的研究上，确有划时代的创获。甲骨文字虽然发现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经过王懿荣、刘鹗等人的收集，孙诒让、罗振玉等人的研究，特别是罗振玉作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和论述，在其所著《殷虚书契考释》一书中，对甲骨文字中的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卜法等方面，进行了精到的考释，为后学者从各方面研究甲骨文字开辟了途径，奠定了基础。然而，用甲骨文字来证史，则创始于王国维。他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征文》、《古史新证》等著述，都是用甲骨文字中的资料以证古史。王国维系统地考证了商之先公先王的名号，大体上理出了一个可信的世系，证明《世本》、《史记》所载的商史并非虚构，它们绝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可靠的实录，使中国古史上最为纠纷的问题，得到了有说服力的解决。由于王国维等对卜辞进行了综合比较研究，成功地应用甲骨文字的资料以证史，不仅使殷代的史实得以论定，甲骨文字的时代性也由此更加确定无疑了。使后来继起研究殷商历史的人不得不以甲骨文字为唯一可靠的资料。不仅如此，还由于王国维通过对世系称谓的研究，确定了一些甲骨文字的具体年代，为后来的甲骨文断代研究开了端绪；同时他又首次将已碎裂为二的甲骨缀合复原，（如将《殷虚书契后编》卷上第八页第十四片与《戬寿堂所藏甲骨文字》第一页第十片缀合为一），为后来的甲骨缀合工作开创了先例。事实表明，在罗、王之后，甲骨文字的断代和缀合，就发展成为甲骨文字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在器物的考订和铭文的释读方面，王国维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不仅对器物和金文铭文的本身作出了符合史实的判断，而且对于如何考释文字和通读铭辞提出了十分精辟的见解，起到了示后来学者以轨则的作用。例如，他在《毛公鼎考释序》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字的演变至今已三千年，其变化脉络不尽可寻，故古代文字不可尽识，文义不可尽通，因而他反对每字必释，无义不通的倾向，认为如果一定要免强那样做，其结果必然是“穿凿附会以生”，其原因是“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为了弥补和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通读铭辞的途径和方法，即“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以及由此及彼和阙疑待问等六项原则，给后人研究金文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方法。
在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方面，陈寅恪和王国维虽有所不同，但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同样起有开拓学术之区宇和转移一时风气的作用。他首先致力于周边民族史的研究和佛经翻译文学。陈寅恪在20年代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和当时欧洲东方学者注意我国周边各族历史和佛经翻译文学为重点分不开的。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在这一方面虽然写出了不少有分量的著作，可是对我国学者来说几乎还是全新的领域，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期间，为填补这一空白取得了巨大成就。回国后，在清华研究院开设“佛经翻译文学”和“《蒙古源流》研究”等课程，在佛学研究方面写出了《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武曌与佛教》、《大乘义章书后》、《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等20多篇论文，资料精确，论点精辟，取得了佛教及其经典研究的巨大成果，为新一代的佛经研究者开辟了道路。
陈寅恪大半生的精力，主要是从事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的研究。他研究3 世纪到9世纪的历史，主要是围绕统治阶级的转移和民族迁徙及融合两条重要线索进行论述。他认为东汉末年的袁曹之战，实质上是“儒家大族与法家寒门”的较量，司马氏的篡曹，无疑是儒家大族的复辟。他超越前人的贡献主要是史料范围的扩充，如诗文与史实的互证，考古与音韵资料的应用，域外记载的采撷，将这门学科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隋唐史研究方面，应用大量资料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渊源和演变，认为隋唐制度渊源有三：一是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陈寅恪这一精辟见解，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史方面，主要是以统治阶级集团的升降为中心，阐明唐代政治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提出了“关中本位政策”问题，给国内外史学界以极大的影响。他的深入精到的分析，为研究唐代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关系开辟了道路，对唐代政治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