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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为重视对我们民族和我们党的历史的研究，把学习历史与学习马列主义、研究现状并列为学习的三大任务。认为研究历史，对于了解中国的国情，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以指导当前的革命斗争具有极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又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的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20）。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两个有关自己历史问题的决议。做出这两个决议的目的是为了求得对自己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使全党同志在思想上得到提高，明确应该坚持的原则和应予克服的错误，以利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因此，这两个决议都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对于正确的领导，决议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于错误的领导，决议重在分析错误的内容，错误的性质和产生这些错误的环境和主观认识上的原因，而不重在追究个人的责任。所以，这两决议都小搞肯定一切，文过饰非，故意去美化党的领导和党的领袖人物；也不搞否定一切，把以前的领导和领袖人物说得一无是处。
第一个决议是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扩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历史。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揭露并分析批判了曾经统治过全党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的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决议不仅揭露了“左”倾路线的表现形态及其危害，而且详细分析了“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提出了克服“左”倾错误的正确方针，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求：“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个别同志的责任，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21）。
第二个决议是1981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粉碎“四人帮”以后，政治思想领域里的一个个禁区被打破了，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这当然是好现象。但是，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一股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从地下冒了出来，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两个“凡是”也有相当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对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给予正确的评价，不能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给予正确的评价，就难以消除思想混乱，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显然，搞肯定一切，必将肯定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拨乱反正就难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难以健康发展；搞否定一切，必将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只能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倒退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上去。所以，如何评价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决议在充分肯定我们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揭露了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同前一个决议一样，这个决议在分析错误的时候，着重于分析错误的内容，产生这些错误的国际国内环境，而绝不象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把错误推到某一个人的头上，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22）。正因为有了这种区别，我们就明辨了是非，明确了方向，今后就可以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已经提供了无数事实，证明了辩证思维方式的正确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荒谬。把辩证法运用于历史研究，就产生了历史主义。历史主义要求从事物发生发展和衰亡中把握事物，从一事物与它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中考察事物。它要求实事求是地分析，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清理出本质。它忌讳对事物简单地说一声“好”或“坏”，而要求人们实事求是分析它的作用和影响。所以，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才是名副其实的研究工作，历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会引导群众正确地认识事物，并根据正确的认识采取正确的行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根据自己的好恶去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那就算不上是什么研究，而只能是一种儿戏，一种宣传，它只能把群众引导到极端主义的邪路上去，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害。对于一切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的蛊惑宣传，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注释：
①②恩格斯：《反杜林论》一版序言；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下简称《马恩选集》）卷三45页；48页。
③④⑤恩格斯：《路行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恩选集》卷四211页。
⑥《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7节。转引自《马恩选集》卷三418页。
⑦⑧⑨（17）（18）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选集》卷三220页；221页；220页；60页；60-61页。
⑩（11）（12）（13）（14）（1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卷一252页；253页；256页；257页；257页；263页。
（1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恩选集》卷三454页。
（19）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一卷本499页。
（2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668页。
（21）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一卷本892页。
（2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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