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人间看成一个剧场，那么你也许要问：人类社会代代演叙的是喜剧还是悲剧？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体现于喜剧的嬉笑与轻松还是悲剧的庄严与惨烈？司马迁的《史记》给我们作出了历史和艺术的回答：人生是悲剧，人生的价值也正是在悲剧中得以充分展示和实现的。
一、司马迁悲剧心态的形成
在汉武帝之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边界的拓展，内部的统一，呈现出升平的景象，所以能够产生那些包容山河、气势飞扬的汉大赋。在这时谈司马迁的悲剧心态似乎有点不太谐调。然而一个严谨而深思的史家与歌颂升平的文人们思维方式是有极大差异的，司马迁并不否认汉帝国的强盛，也没抹杀刘邦统一四海的功绩，但他更注重盛衰的转变和推动这种转变的内在因素，透过盛的表象探测衰的危机。特别是在自己身遭悲剧性的打击之后，更能以悲愤的情感去审视历史的发展，去评品历史人物，从而使自己灵魂深处蒙上厚厚的悲剧阴影，导致其悲剧心态的形成。
1、产生司马迁悲剧心态的思想因素， 是根源于他对历史深刻的审视和对天道自然的矛盾认识。
司马迁的《史记》，按他自己的话来说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①，在回顾历史，追索社会发展动力之时，也要探寻天道与人类的关系，寻找人生的真谛。基于此，在《史记》中表现出“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如在《武帝本纪》和《封禅书》中批判神仙、迷信思想，讥刺汉武帝求神、封禅的虚妄和可笑；《项羽本纪》批判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荒谬，指出他的失败是由于“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完全是咎由自取；《伯夷列传》公然向“天道”提出挑战，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发出疑问。然而，现实与历史中一个个荒谬奇异的现象又使司马迁迷惑不解，似乎又有天道在冥冥之中发挥作用。他在《伯夷列传》中对“天道”的挑战，又被他的《乐书》所否定：“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情也。”在《秦楚之际月表》中，司马迁不明白为何陈涉首先称王，项羽继之，但两人先后失败，独刘邦独得天下，“岂非天哉！岂非天哉！”最后还是归于天命了，《六国年表·序》，司马迁分析六国之所以亡，秦之所以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在《李将军列传》里，司马迁对李广“岂吾相不当侯耶，且固命也？”的感叹不置可否，也就等于默许了。这样，哲学的、理性的总结与归纳和对现实、历史的观察与思考，构成了一组无法解释的矛盾。相信人的力量，肯定人的价值，然而渺小的人类在大自然无情的运行之中往往却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类需要真、善、美，憎恨假、恶、丑，然而天道又常常使好人无好报，恶人自腾飞。在司马迁的眼里，这些都是让人垂涕的悲剧，从而形成了其悲剧的人生观和悲剧的心理特征，对历史和现实上那些最能体现人类悲剧精神的悲剧性人物倾注了满腔热情。
2、司马迁悲剧心态产生的直接原因则是自身的不幸遭遇和切身感受。
司马氏世为史官，虽富有才学，却无地位，正如司马迁自己所说：“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②因此，司马迁常有慊慊之感，然而，一种奋发向上，不甘沉沦的精神时刻澎湃激荡在他的内心世界，垂涕接受父命，立志完成载记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③的《史记》，继任太史令后，遍检群书，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④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李陵被匈奴所俘，武帝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⑤司马迁与李陵无亲无故，然欣慕其“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⑥为国家大事奋不顾身，拼杀疆场，不得已而投降。出于正义感和对主上的“款款”之忠，毅然为李陵辩冤，以期宽慰武帝的心怀。不料反因诬上之罪而下狱，接受了人间最大的耻辱刑法--宫刑，使司马迁痛不欲生，“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⑦“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⑧强烈的悲愤和耻辱感日夜撞击着他受伤害的心灵。按汉代法律，如果有钱，可以赎罪免刑，然而司马迁无财自赎，平生所交往的朋友们在危急时刻各顾性命，不愿相助，朝中大臣不为之说情。通过这一次遭遇，使司马迁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虚伪与残暴，看透人情世态，从而加深了其悲剧意识。以这种心态去进行《史记》创作，使其作品充满着浓郁的悲剧气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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