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是我国传统史学讲求为社会服务的宗旨问题，是史学对社会的反作用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对于今天史学工作者加强史学为社会服务的认识和观念，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科学工作，也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教育工作。相当多的史学史工作者忽视这一点，我们应当做好拾遗补缺的工作”①。因此，我想就史学经世的传统问题，试作探讨，略抒己见。恳求方家指正。
一、经世致用的传统
史学经世是个古老而久长的传统，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在古代，大致经历了殷周之际、春秋时代、两汉时代、唐宋时代、明清之际等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早在三千年以前，我国古人就懂得以史为鉴。《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就是要从夏殷衰亡的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在政治上再犯已犯过的错误。《易》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读为蓄）其德”，又说“彰往而知来”，就是要求了解历史，提高修养，认识前途。古代俗谚所谓“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覆而后车戒”，就是讲以史为鉴的。
古代的史官是最早讲求史学经世的。周初有个名叫佚（或作逸）的人，是著名的史官。《尚书·洛诰》提到的“作册逸”，《左传》和《国语》多处提到的“史佚”，《淮南子·道应训》、《汉书·艺文志》提到的“尹佚”就是这个人。佚，是人名。“作册”，是史官在简册上记事，所以后来称其为史佚。“尹”，大概是佚的氏，所以又有称尹佚的。佚很有学识，有不少富于历史哲理和政治经验的言论，为后人所参考。②还有“史佚之志”③，大概是他写的书。《淮南子·道应训》写道：“成王问政于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时而敬顺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吾畜也；不善，则吾仇也。昔夏商之臣，反仇桀、纣而臣汤、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归之神农：此世之所知也。如何其无惧也！’”周成王向尹佚问政，尹佚回答，对待人民，应当“使之时而敬顺之”，谨慎地善意对待，否则就会树敌，并引夏商之臣“反仇桀、纣而臣汤、武”等历史，以为吸取的教训。
春秋时代，史官处于社会剧变的形势，大多面对现实，服务于社会。本来，古代史官从事宗教活动，起着交通神与人的作用。到了春秋时代，史官便借神为赏善罚恶的说教，使神为人世服务。还不止于此。他们进而通过记事，判断人们行为的善恶，起着审判世道人心的作用。有两个显著的史例：一是晋太史董狐写了“赵盾弑其君”，宣示于朝。赢得了孔子的称赞④。一是齐太史写了“崔杼弑其君”，被杀，其弟又写，而死二人，其弟仍书，终于写上了。南史氏闻讯，执简以往，听说已经写了，才返回去。⑤这充分显示出史官的经世和直书的精神。同时，这时的史官，既了解历史，又认识现实，还懂得社会变化之理。著名的晋国史官蔡墨（即史墨），对于赵简子之问“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答道：“……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读为纵）其失（读为佚），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还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同已）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⑥他对鲁国的情况及季氏的历史，非常了解，故对鲁君出亡而无人过问的原因，说来头头是道，而且还指出了社会变化的法则。假如不是熟悉历史而老于世故者，是说不出所以然的。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史学形势下，才产生了孔子《春秋》。春秋以来，学下庶人。孔子熟悉历史，“信而好古”⑦；注意时事，所到之处“必闻其政”⑧。他私人讲学，编次《春秋》，对学生谈今说古，时称三代，以历史为教学内容之一，使学生增长历史知识，大概还要求学生懂得以史为鉴。孟子是孔子的后学，上距孔子的时间不远，对孔子修《春秋》有所了解，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⑨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意思是说时代变了，才产生了《春秋》。章学诚对此作这样的解释：“盖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⑩此说近是。所谓《春秋》，原非孔子书的专名，当时鲁史官所写的国史名叫《春秋》，大概还有别的国史称谓《春秋》的，所以《墨子》有“百国春秋”之说。孔子所修，大概只是对鲁国官史略为编次而已。但既经编修，自然渗入编者的主观成分，甚至有一定的寓意，即孟子所谓《春秋》之“义”。对此，孟子又有进一步的阐述，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1）所谓“《春秋》，天子之事”，意思是说，史书，本应由史官所写，代表天子赏善罚恶。而孔子面对世道衰微，编修《春秋》，记善恶，辨是非，可以说是代天子行道，起到了“乱臣贼子惧”的作用。《左传》“君子曰“一再提到《春秋》“惩恶而劝善”（12），“善人劝焉，淫人惧焉”（13），是言之有据的。人所熟知，春秋时期吴、楚的国君自己称王，而《春秋》却贬其为“子”；践士之会，实际上是晋文公召见周天子，而《春秋》却讳言“天王狩于河阳”（14）这说明《春秋》是有经世的是非标准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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