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分合，即分裂与统一。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统一为时很久，其间有过分裂，但是短暂的。可以说，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古代史学家很关心这个问题，很多史书写下了这个内容。从《史》《汉》始，就是非常显目的问题。《史记》以详细的笔触，写下了秦汉统一的历史大势和进程，热情地肯定国家的统一，如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39）又说：“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40）他对秦朝尽管批判，但还是承认其统一之功，并指责了“耳食”之徒不识大体。为什么要肯定秦统一呢？这既是尊重历史事实，也是因为秦统一和汉统一有历史联系，肯定前者，对后者自然不言而喻。何况，他对汉初封建制与郡县制的消长及加强了统一，还充分肯定，说：“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厄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41）即使是对于淮南王刘长、刘安事件，尽管对汉朝的处理手段感到有点毒辣，但还是指责淮南王刘长、刘安“不务遵蕃（藩）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叛）逆”（42），而倾向于肯定统一。象这种史学思想倾向，在以后《汉书》、《通鉴》等等历史著作中，都一脉相承地继续着。即使是记述分裂王朝的史书，也还或强或弱地写出了当时人们向往统一的心态，或反对分裂、争取统一的事实，表达出史学家总认为统一比分裂好的良好愿望和经世思想。如《三国志》记述魏、蜀、吴三个并列的政权，写它们各自都想统一，也争取统一，曹操的作为对统一有促进之功，诸葛亮曾为统一尽心竭力，最后为西晋统一了。陈寿写出了当时促进统一的心态与奋力，也是歌颂西晋统一的功业。
关于民族矛盾。这个矛盾往往与国家分合纠葛在一起。自《史》《汉》始，很多史书都为少数民族立专传，写他们的环境与习俗，写他们的英雄与业绩，写他们的发展史，也写他们与统一皇朝的关系史，反映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色采斑斓的历史面貌。尽管各种史书作者的思想不大一致，在民族矛盾上受当时诸种条件的限制，或言和，或言战，或言亲，或言疏，但是几乎无不以多民族统一与和好为盛事，也几乎无不希望当世出现或维持多民族统一。史学家这种经世之学，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和好的精神凝聚剂，起着不可轻视的促进作用。
关于生民休戚。正史与其它史书，不仅写朝代兴亡，政权更替，君臣事迹，也注意写历史上百姓的生活、情绪和斗争，特别是写他们的反抗、暴动及对统治者及其政权的打击。翻开古代史书，可以看到对秦末、汉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等波澜壮阔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详细记述，写出农民被迫挺而走险、英勇斗争、前仆后继的精神，客观上反映出人民的思想情绪，农民起义和战争是促使王朝更替的决定性力量，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尽管他们称农民起义曰“盗”，曰“贼”，不无阶级偏见，但却如实地写出了一些统治者残暴地欺压百姓、百姓被迫而反抗的史实。如司马光写黄巢起义：“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43）这就指出统治者生活奢侈，政治腐败，置百姓生死于不顾，故百姓只能起而反抗斗争。又继续写：“数月之间，众至数万”，队伍日益壮大；转战南北，横扫两京，声威大振。占据洛阳时，“闾里晏然”，纪律严明；进军长安时，“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众“夹道聚观”，盛况空前。起义军领袖之一尚让向广大民众宣传：“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当安居无恐。”（44）这充分表达出民众的思想和精神。当然，他也记述了黄巢起义的弱点及其失败。但即使记述起义失败，也是耐人寻味的。如写中和四年（884年）七月二十四日，唐僖宗在祝捷时责问起义者的妻妾“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之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气肃然。”（45）这是写唐朝镇压黄巢起义的尾声，僖宗是如何盛气凌人，“居首者”是如何给以棒喝，百姓对被害者“争与之酒”，居首者无畏地慷慨就义。想来这不是空泛之笔，定有深刻含意；其意似乎是批判唐朝君臣庸碌无能、贪生怕死而恬不知耻，远不如一个普通的女子。这是在警告为君为臣的统治者，当以此为鉴戒，务在养民、安民，而不能祸害百姓，否则官逼民反，难以收拾。古代的史学家多注意生民休戚与国家兴亡的密切相关，希望通过写这种史实，以为统治者鉴戒；当然，他们各人立场有不同，思想有高低，用笔也有深浅。
关于制度变革。社会各项制度的变革，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等等，都牵涉到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利害，还有历史的因果关系，所以史学家们对此多十分注意，各类史书中多有记载，而且往往结合当世制度兴革，或和当时的制度有关。试以杜佑著《通典》为例。杜佑曾长期担任理财大员，对于当时财政经济方面的矛盾了如指掌。他明于大体，倾向改革，为寻求解决时弊的办法而研究历史，探讨对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古今财政经济问题。以“食货”问题置于《通典》之首，将“足衣食”当作政治的根本问题（46）。我国古代，农业为立国之本，粮食是人民的命根，土地是务农的必要条件。对此，杜佑有足够的认识，他说：“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47）可见他重视粮食和土地问题，还指责“豪人占田过制”（48），有反对土地兼并之意。鉴于当时赋敛太重，他建议“节用”和“薄敛”，论道：“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之不节，而敛之欲薄，其可得乎！”（49）这是实在话。敛之欲薄，必须节用；若开支巨大，怎能不搜刮。他不仅说说而已，还办了点实事。史称他“数管计赋，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议者称佑治行无缺”（50）。所谓“相民利病而上下之”，就是根据百姓的利病而作适宜的改革。这一点，他是有可能做到的，想来史称不是虚誉。杜佑不但提到“节用”，还提出“省用”、“省官”。唐朝冗官冗员很多，不仅开支巨大，加重百姓负担，而且猫多不抓耗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此弊不革，难以长治久安。他在《通典·职官典》末尾于详述了古今官制之后，提到他曾“上议”，即向皇帝献议，指出“十羊九牧，疲吏烦众”是“大弊”，必须改革，因而提出了省用、省官的办法。但唐朝自开元、天宝之后，每况愈下，积重难返，史载“议入，不省”，即他的献议被打入冷宫。议者恳切，而上头冷漠，可为长叹！但无论如何，杜佑的经世之学，是众所公认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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