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世致用的要求
史学经世，存在层次水平问题，所以就有一些基本要求。可以说，史学经世是在解决矛盾中前进的。
为了经世致用，首先要求态度端正，不能任意摆布；要抓历史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不能抓了芝蔴丢了西瓜；还要抓得准确，不能片面失误；既要博古，又要通今。这就有了正直与否、重要与否、正确与否、以及博古通今等问题，从而显出高低深浅的层次水平来。
所谓正直与否，是指是否正直或随心所欲。古人治史，特别是官府写史，往往为我所用，掺以私意，做些手脚，弄得是非不明，甚至颠倒黑白。这不仅不能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反而糟蹋历史，混淆视听。刘知几说：“史之不直，代有其书。”他曾举出两例：一是，“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按：指刘玄）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对此，提出疑问：“夫以圣公（按：指刘玄）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安在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于是进而揣测其故：“将作者曲笔阿世，独成光武（刘秀）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刘縯）之怨也。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更使他姓追撰，空传伪录者矣。”又一是，说近世缺乏“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乾于姬、汉之国；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于是进而指责如此行为：“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用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邪？”（59）刘知几所说两例，也是以史致用；但为史不直，是要受指责的。
所谓重要与否，是指是否抓住了历史主题、重要问题和重要人物。记述历史，本来是为了如实地反映历史及经世致用，自然要抓关键，但由于各个史学家的水平不同，或视角不同，往往不能尽如人意，即使是史学大家，也还有不能切中要害的缺点。例如：司马迁《史记》写秦汉之际的历史，总的来说，颇得要领，记述了重大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但是，立了《贾谊传》，却只记载《吊屈原赋》、《服鸟赋》等，而未收入《治安策》，实际上，这篇政论文是贾谊一生也是汉初之世最为重要的经世杰作，直到班固写《汉书》，才在《贾传》中补了进去。写汉武之世人物，传写了徐乐、严安等次要人物，却未为桑弘羊立专传，而桑弘羊乃汉武之世财政经济方面的重要人物，仅仅在《平准书》说上三言两语是远远不够的，桓宽《盐铁论》倒是写了他不少。而班固《汉书》又忽视了。这是有点令人遗憾的。
所谓准确与否，是指是否抓的对头或写的得当。往往有这种情况，有些史书已写及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但着手评述却不得当，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混淆了黑白。如：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是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所议盐铁专卖问题，不仅是当时也是有关两千年封建王朝重大的财政经济问题，参加者有桑弘羊、贤良文学及一部分朝臣。桓宽《盐铁论》详尽具体地记述其事及各种人物的表现。而班固专写西汉史的《汉书》，对此却未认真地记述，既没有专写盐铁会议其事，也没有描述桑弘羊其人；只是捡了《盐铁论》末尾的一段文字，摆到田千秋传末作为史论（60），真叫读者啼笑皆非。又如：西汉的衰亡，是由于经济问题、政治问题、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民族矛盾等诸方面因素所促成的。班固《汉书》似明未明地记述到了这些问题，足供后人之取资与借鉴；然作者却在《诸侯王表序》中说：西汉前期削藩之后，诸侯势力衰弱，“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亡（无）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专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阶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绂，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鉴）戒焉。”说西汉削藩之后，诸侯王势力衰微，以至俯首于王莽，这是事实；但以为汉诸王势弱，王莽才得以篡权，或以为西汉衰亡乃因诸侯王削弱所造成，定要究汉诸侯王强弱之变，以“明监戒”，似乎如欲政权不亡还须加强诸侯王势力，此乃牛头不对马嘴之论，实在不当。
至于博古而不通今，避开社会矛盾而钻进“象牙塔”等做法，更说不上经世致用。
对于上述问题，不能不予以解决，不能不有所要求。从古代一些史学家的论述来看。他们大致提到了直书实录、博古通今、端正学风、提高学识等这样一些主要的也是基本的要求。
首先，要求直书实录。这是史学经世的先决条件。直书实录的反面，是曲笔伪录。曲笔既不忠于史学而成伪录，也就难言以史为用。刘知几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他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呜呼！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61）就是说，史学有记功过、明鉴戒的作用，如果史学家不能做到，就是未能尽职；而对于私意曲笔，更不能容许，应当惩革，意思是要做到“直笔”、“实录”。又说：“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为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62）意思是，史学要起到劝戒的作用，就要敢于对坏人秽迹“直书其事”，使其遗臭万年，不直书是不行的。
其次，要求博古通今。要想古为今用，就要正确地对待古与今。对待古（即历史），应当尊重，既不要“好贵古”（63），盲目崇古，美化古代，不可“泥古”，对古代亦步亦趋，“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乃“守株之类”（64）；也不应轻视或否定历史，以为历史只是陈迹，就可抛入垃圾堆。对于历史，还应特别注意近代史。宋代学者就很注意这点。石介曾著《唐鉴》，说宋代“当以唐为鉴”（65）。范祖禹也著《唐鉴》，说“今所宜监（鉴），莫近于唐”（66）洪迈专论“前代为鉴”，（67）摆了不少史实为证，令人信服。他们所说的“前代”，即是其所处之世的近代。应当懂得古、今的历史联系，通古今之变，了解近代和现代，考察现实提出的问题。李翰为杜佑《通典》作序，说：“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68）这说明了古今的历史联系，“师古”与“随时”的辩证关系，以明确古为今用之大旨。章学诚更深明古今联系，既反对“好古”或非古，也反对“博古”而“昧于知时”。他强调“礼时为大”，说：“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69）这是对博古而不通今者最有力的针砭和讽刺。看来，古代有识的史学家都已明白，史学致用，既要师古。更要通今。若对现实漆黑一团，还何言史学经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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