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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经世思想的传统(5)

关于政治得失。上述关于历代兴亡、国家分合、民生休戚、民族矛盾诸问题,还有制度兴革等等,实际上无不系于政治得失。所以政治得失这个内容,在我国汗牛充栋的史书中,多得不可胜数,简直难以例举。姑且试以贾谊《过秦论》来说吧。这是我国第一篇著名的历史论文,而论文中又寓有政论。其中写道:“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这是贾谊论政寓于论史之表白。他认真地总结秦朝施政关系国家兴亡的经验教训。为汉初的政治设施提供历史的根据或镜子。他指出,早在秦孝公时代,商鞅协助孝公变法,“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孝公之后,惠王、武王、昭襄王等都继承了孝公的政治,使秦日益富强起来。秦始皇继承和发展了孝公以来的政治事业,才能“吞二周而亡诸侯”,实现统一,“威振四海”,使得天下士民“斐然乡(向)风”,“莫不虚心而仰上”。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政治上的方针政策对头,才能使国家臻臻日上,得到士民拥护,才能实现统一。他又写道: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加强了统一措施,“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兵器),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还继续强化军事力量,使秦的统一呈现空前的盛况。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而另一面,由于“攻守之势异”,即打天下与保天下的形势已经转变,还一味依赖武力,而“仁义不施”,就搞得国力由强转弱,不能满足百姓改善生活的需求,于是遭到民众反抗,以至垮台。他一再提到,秦始皇本来就“不亲士民”,秦二世不仅不能“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反而严刑重赋,苛剥人民,“百姓困穷而主不恤”,同时又拒谏饰非,不让百姓说话,子婴又不“安士息民”,终于“百姓怨望而海内畔(叛)矣。”这就指出了秦朝统治者政治上一再失策犯错,致使矛盾激化而丧败。他所说的“牧民之道,务在安之”,是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得出来的关键性的经验教训,这也是他立足于汉初“载其清静,民以宁一”的现实,而为当世“与民休息”政策提供的有力的历史论据。贾谊此论,载入了史册(51),为后世传颂和借鉴。类似贾谊这种史论,或史论寓政论,或政论附史论,中国史上何止千千万万,载入史册者也是很多的。仅《汉书》一史就载入数十篇。而探讨历史上的政治得失,又不只是史论文章,其它方面尚有很多。自唐宋以来,朝廷的经筵讲学,民间的说书讲史,就有很多关于政治得失及人物善恶的内容。
    关于人物善恶贤奸。这是古代史书记述与评论最主要的内容。事在人为,这是古人早已懂得的,史学家更是明白,而且还很理解人们书名竹帛、流传千古的思想和做法。所以写历史很注意述评人物,通过写人物言行以反映历史,也给予人物历史地审判,使善者、恶者、贤者、奸者、载入了史册,传之于万世,以供后人审判和鉴戒。古代史书中的人物传成千上万,而写及或提到的历史人物则多得难以计数。二十四史主要是人物传记。如,《史记》一百三十卷,且不计帝王纪,仅世家和列传就占了一百,记载了几十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提名竟达数千。《汉书》一百卷,传记占了七十,也记载了几十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提名的则比《史记》更多。专写历史人物的传记,则比正史传写人物更多更广。试举《隋书·经籍志》“杂传”类为例。《隋志》史部著录817部、13264卷,通计亡书874部、16558卷;而其中杂传类则有217部、1286卷,通计亡书219部、1503卷。从部数来看,杂传类在《隋志》史部十三类中名列第一,占史部总部数的四分之一强。据前人考证,汉隋之际的人物传记当有470部(52)。于此可见人物传记之繁多。《隋志》说:“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神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此说反映的情况似乎偏而不全,如将《隋志》杂传类所录再行分类,则可以列出人物总录、圣贤、州郡人物、高逸、孝友、忠良、名士、家传、幼童、妇女、释氏传记、神仙家传记、鬼神怪异等十多个小类。所传各类人物,有合传,有分传;有一时的,有一地的;有男性,有女性;有传记,又有序赞、题记、行状,等等。这些丰富多采的人物传记,不仅反映了各类人物的面貌,而且反映出时代的特点,如家传、高逸、释氏、神仙等类传记各达数十部之多,就反映出汉隋之际门阀、玄学、释教、道教之风的盛行,同时也反映出撰作者的旨趣和用意。如何评判人物的善恶贤奸呢?主要是遵循儒家思想,而对人物的立身处世行事,作具体分析。司马光有过辨才德(53)辨名实之说(54)。王夫之说过,“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55)“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56)道出了古代史学家评述历史人物的标准和尺度。至于为何辨善恶贤奸,那就是为了“劝善惩恶”(57),“善可为法,恶可为戒”(58)。
    以上所说,乃荦荦大者。史学的实际功用,其实还要深广得多。但从上述诸方面来看,就应承认其功博大而不可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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