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史学经世的精神，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后世学者，一方面热烈议论孔子修《春秋》之旨，众说纷纭，有的不免言之过实，但大多是说《春秋》寓褒贬、明得失；一方面还有表示效法孔子的史学经世精神的，司马迁就是个突出的代表。
秦汉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统一、确立封建制的重要时期。这时，史学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出现了史学经世的大家司马迁及史学名著《史记》。司马迁曾在《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少卿书》中大谈孔子修《春秋》的经世之旨，以及自己法孔子、继《春秋》而著述历史之意。同时，他也谈到以史为鉴，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15）。他说到做到，所写《史记》，略古详今，对当代人世政事，详尽记载，具体入微，或寓论断于序事，或直抒己见，甚至对“今上”汉武帝，也直书其事，评判其政。试以《史记·河渠书》为例：司马迁根据历史资料，通过调查了解，还亲自参加治河，才写下这个水利史专篇。他写了自从禹治洪水以来，先贤很重视兴修水利，蜀守冰（李冰）凿渠溉田，西门豹引漳水溉邺，秦开郑国渠以溉关中，以至汉代大力治河修渠。指出水利事业同国家兴亡、百姓忧乐大有关系：禹治洪水，“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蜀守冰凿渠，“百姓飨其利”；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郑国渠修成使用，促成农业丰收，“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汉兴数十年内，两次黄河决口，造成严重水灾，河水“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二十多年未能修复，使得农业歉收，百姓苦难，“梁楚之地尤甚”。直到汉武帝搞了封禅，才于元封二年（前109年）下决心大修河堤，发动几万人，“塞瓠子决”。武帝亲临工地，命令从臣参加修堤劳动，还作歌词鼓舞士气，终于修好河堤，挖了分水渠，使得“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同时，全国掀起了兴修水利热潮，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汉武帝时代的文治武功，固然有多种因素在促成，但兴修水利而促使农业发展，无疑提供了很重要的物质条件。古时以农立国，农业以水利为命脉。水，不治则为大害，治则可获大利。司马迁探索水利史，认识到水对人类历史的利害，又“从负薪塞宣房”，亲自体验到治水的重要，大为慨叹：“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因而写《河渠书》。这是多么实实在在的经世致用，他相信后世稍有历史知识而又愿关心国计民生者，不能不发挥国家的管理职能而大抓水利建设，不可能不从此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自司马迁以后，历代多以治河修渠视为大事，正史或杂记多有记述此事者，这固然是各代面临的重大问题而不得不抓，但也与司马迁写《河渠书》的影响不无关系。
司马迁写《史记》是经世，而班固写《汉书》也是致用的。《汉书·沟洫志》写水利史，详载贾让的治河之策，申明治河修渠乃“国之利害，故备论其事”。岂仅如此，他写《贾谊传》，“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不切于世事者就从略了；写《晁错传》，“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未施行之语一定抛开了；写《董仲舒传》，“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有些不切当世、未施朝廷者就不写了。所谓“切于世事”、“施行之语”、“切当世、施朝廷”者，就是经世致用；班固掇之，论之，就是记载经世之业。这还只是从一个角度观察。其实班固写《汉书》，还很注意究世变，“明监（鉴）戒”（16）；通古今，以“备温故知新之义”（17）；更有宣扬伦理教化、标明惩恶劝善，等等，无一不是经世而讲求史之功用的。《史》《汉》既然如此，全部二十四史何尝不是如此。黄宗羲说：“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18）此话虽然说得笼统，但也有一定道理。当然，二十四史各家水平高低不一，经世致用也是参差不齐，但经世的精神与内容总是或深或浅、或重或轻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唐宋时代，史学家几乎无不注意史学经世致用，杜佑、司马光等更强调史学有助于时政。唐高祖李渊在《修五代史诏》中提到修史“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19）唐太宗李世民在《修晋书诏》中提到历代修史“莫不彰善瘅恶”，“褒吉惩凶”（20）。故唐初所修《隋书》、《晋书》等八史，无不体现了这个以史为鉴戒和惩劝的精神。当时的大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谈史学功用，也反复强调“彰善瘅恶”。但他只是沿着古老的传统，似乎无所发扬。
杜佑著《通典》，就着意于史为政用。唐代处于我国中世纪前后期的转变阶段，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兵役制度、选举制度、礼仪制度等都有所改变。杜佑身处其世，又是执政宰臣，对制度变革极为重视，故著《通典》写历代社会制度史，作为当世施政参考，即意在“征诸人事，将施有政”（21），“将施于政，用乂邦家”（22）。李翰深知其意，故《通典序》中特意指出，杜佑著《通典》有“致用”之意（23）。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几乎是和杜佑著述同样的用意，只是他为皇帝写历史教科书，更注意于历史上的人物善恶、政治长短，以资鉴戒而已。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提到《通鉴》之作，“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希望皇帝“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24），就是要求鉴古察今，以资于政治。宋神宗既知以史为鉴的传统，又明司马光编书的意图，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翻检其书，可以发觉司马光以史为鉴而“资治”的内容。这一点，胡三省早已点明了。胡氏说：“治平、熙宁间，公（按：指温公司马光）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萧、曹画一之辩不足以胜变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预国论，专以书局为事。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至于黄幡绰、石野猪俳谐之语，犹书于书局，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后人不能尽知也。”（25）这是言之有据的。可以说，杜佑、司马光的史学，已将史学致用推进了一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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