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是要求端正学风。学术有其风气，风尚好坏，往往影响学术生命，就史学经世问题来说，明清之际成了风尚，顾、黄、王三大家领导风骚，史学显得活跃，社会影响甚大；稍后，考据之学发展了，至乾嘉之世竟然成风，人人以博古为能事，而不思治学为何用。章学诚对此很不满意，指出：“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70）对历史考据的烦琐而不切实用提出了批评。他明确提出“史学所以经世”之说（71），强调知时而实用，曾说：“君子苟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复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72）意思是，治学必须博古而通今，考事而实用；否则，虽有一些知识，但不算真正的学问。对于当时奔趋考据的风气，他提出了徇风气还是持风气的问题，就是对待风气的态度问题。所谓“徇风气”，是指“学而不思”，“趋时而好名”，随风跑的态度，章氏对此是反对的。所谓“持风气”，是要求好学深思，“持世而纠偏”，挽救世弊的态度，章氏以为这才是正确的。（73）他以为，当时考据成风是个偏弊，有必要救弊纠偏，做到“中正”适度（74）。这就是说，既不要把“博古”当作极致，也不能完全否定考据，而是要端正学风，做到博古通今。
还要求提高学识，古人说：“士当以器识为先。”要求做有识之士，而不能甘为“文人”；文人满足于随俗应酬，而有识之士则考虑学术经世。郑樵说：“夫学识超旨，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75）意思是说，学者要不断提高学识。王夫之说，“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只有通识，才能对古今之事了解得深刻些，不同于“流俗”，有益于社会（76）。戴名世说：“且夫作史者，必取一代之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一一了然洞然于胸中。而后执笔操简，发凡起例，定为一书。乃能使后之读者，如生于其时，如即乎其人，而可以为法戒。”（77）这是说，治史应当洞然历史，抓住要点，辨明是非，分析得失，才能使读者从其著作中受到教益。章学诚提出“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他以为，学者的识见非常重要，无识，则不能持世救偏；有识，才能认清偏弊，把握适度，做到“严于去伪”，“慎于治偏”。（78）他虽然说考据成风“必有所偏”，需要救弊纠偏，但并不矫枉过正而否定历史考据。曾说：“且未尝不知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时趋之中不无伪托，并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79）又说：“考索之学亦不易，大而礼辨郊社，细若雅注虫鱼，是亦专门之业，不可忽也。”（80）看来他对历史考据有个正确的看法和态度，既揭露其偏弊，也承认其成绩，不是要以一种倾向来代替另一种倾向。同时，他承认各个学者的天资、才具和条件不一，因而个人治学，必然“专其一而必缓其二”，有其重必有其轻，不可能面面俱到，样样精通。这是颇有辩证法的说法，可谓有识之见。
要而言之，史学经世的要求，是要学者做有识之士，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博古通今，为社会服务而作出贡献。
史学经世的传统问题，既有其历史价值和意义，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其中难免糟粕之瑕。古人的史学经世，往往有借古讽今，是古非今，影射现实，古今比附，指桑骂槐等偏弊，这是不足取法的。如今谈史学经世的传统，希望扬长避短，继承和发扬其优点，而使新史学能健康地为社会服务，搞得更有意义。
注释：
①白寿彝先生语。见《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43页
②《左传》、《国语》多有记载。
③见《左传》成公四年。
④参见《左传》宣公二年。
⑤《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⑥《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⑦⑧《论语·学而》。
⑨《孟子·离娄下》。
⑩《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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