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是个“天崩地解”的时代，有社会动乱、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问题，还有新旧矛盾（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矛盾）问题。当时哲人智士多探讨国家兴亡、民生安危、民族盛衰之大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史学大家无不如此。他们博古通今，关心时政，经世致用。顾炎武著《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和《明儒学案》，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和《宋论》，深入地探讨了古今变化及时政要害，议论到君主专制、制度改革、民族矛盾、学术变迁诸方面的问题，其中不乏新意。
顾炎武的史学，可以说“就是经世之学”。他重视史学经世，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26）其史学具有注意古今源流与近世国情，偏重于政治、经济、风俗、学术文化等问题的特点。其史学思想中所提出的“保天下者，匹夫有责”，强调地方自治与地方经济，很值得注意。（27）
黄宗羲反对“以语录为究竟”，提倡“经纬天地”之学（28）。他认为古代学者著书立说，“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29）意思是，经世致用是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所著《明夷待访录》，是他经世之学的代表作。此书的特点是政论与史论紧密结合，纵论古今历史，往往举出汉、唐、宋、明等历代具有典型意义的史例而发论。其中有一些批判封建制度的内容，突出地反对封建专制，如，他说：“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30）这既指出封建社会君主以天下为私产，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又谈到人民视君主为寇仇、独夫，还批判俗儒津津乐道的“君臣之义”。尽管论者尚无意于否定君主制，然而对君主专制是厌恶和批判的。他主张“工商皆本”（31），强调扩大学校的作用，提倡“发明”（32），在当时起了震聋发瞆的作用。
王夫之也以为史学是经世之学。他解释《资治通鉴》书名的含意，说：“‘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意思是，所谓“资治”，不仅是了解历史知识，而是为了增长力行求治的智能。所谓“鉴”，要求对历史认真研究，推究历史上的政治得失，“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意思是，对历史上的政治得失和经验教训，需要推究和总结。所谓“通”是要求通识，善于运用丰富的历史，做到“自淑”和“诲人”。（33）他的《读通鉴论》是史学经世的名著，有许多论古说今的内容。例如：他认为，天子一人统治天下“则乱”，而“分统之则治”（34），即反对君主专制独裁，主张各级政权各专其职。他主张通商，开关交易，说“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才能“利于国，惠于民”（35）。他强调“夷夏之防”，以为民族大义高于君臣之义，“万世守之而不可易”（36），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明清之际三大家，实际上又将史学经世推进了一步。
至于乾嘉之世，章学诚大谈“史学所以经世”，对古代史学经世的传统作了明确的肯定和总结。其代表作《文史通义》的精髓，可以说就是史学经世之说。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37）就是说，“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都不能算是史学；只有经世致用，“切合当时人事”，才可称为史学。他的“《六经》皆史”说，也主要是论说《六经》之旨在于“经世”（38）。
一言以蔽之，我国的史学经世致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许多的史官、史学大家及史学名著，几乎无不经世致用。
二、经世致用的内容
我国史学的经世致用，涉及面较大，范围也较宽，笼统言之，无非是为政与为人；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历代兴亡、国家分合、民族矛盾、生民休戚、制度改革、政治得失、人物善恶的述评。可以说，自“殷鉴”之说产生以来，所有的史学名著或主要著作，几乎无不涉及这些内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述评，以达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
关于历代兴亡，或政权更替。这是很多史书记载的重要内容，也是抑扬褒贬其间的主要方面。《春秋》、《左传》是记载春秋时代治乱兴衰的，《史记》是注意历代盛衰的，《汉书》则专写西汉一代兴亡，自后所谓正史都注意记述朝代盛衰和更替，整部二十四史，也可以说是历代兴亡史。如：秦何以二世而亡？汉何以能兴？汉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很注意这个历史问题。陆贾写了《楚汉春秋》，贾谊写了《过秦论》，司马迁《史记》的重点就是秦汉之际，对秦亡汉兴展开了广阔的画卷，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如果说，司马迁记载汉初政治家、政论家陆贾、贾谊等人的言论，还只是一般地如实记事，而无强烈地经世致用之意；那么，他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所写：“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按：当作八）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发愤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为帝者乎？”这里对秦亡汉兴，显然有所抑扬，还寓有批判暴虐，以秦为戒之意。班固《汉书》也以不少笔墨写了秦亡汉兴。再如：隋朝何以亡？唐朝何以兴？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吴兢将此记入《贞观政要》，魏征等人撰《隋书》作为一个重点问题精心地记述和评论。《资治通鉴》、《读通鉴论》等也注重记述和评论历代兴亡或政权更替问题。史学家如此记述历史，就是为了提供当世执政者参考或借鉴。古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史学家来说，他们倒是确有这个觉悟而能尽天职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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