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为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⑨“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⑩可与日月争光，与天地并存。然而却无端遭到小人的嫉恨，放游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11）终身的抱负和满怀的哀怨只有付诸《离骚》、《天问》、《怀沙》诸作之中。因不忍遭尘世污垢，愤然独赴清波，以悲惨的结局终结了悲惨的人生。难怪司马迁“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常常为之流涕，想见其为人。
李将军李广英雄一生，爱护士卒，“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12）所以士卒多愿为之效力。李广为人正直不阿，遇敌从容，有大将之风。但其人却命运多奇，处处不如意。汉武帝元狩四年，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武帝暗中嘱咐卫青不让李广为先锋，而使他迂回远行，终因失道后期，以失误战机罪被逼对“刀笔之吏”，李广义不屈辱，引刀自刎。当李广即死之时，“厂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13）果因李广无才无能吗？不是，甚至连汉文帝就曾称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14）一语道破：只因生不逢时，注定了“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的李广的悲剧一生。
可贵的是，司马迁在“列传”中以多情的文笔，书写了一系列位卑人微的市井侠义之士的悲剧形象，把悲剧氛围扩展到广阔的下层社会，其《刺客列传》可称代表。专诸本是一介细民，为报答伍子胥与公子光的知遇之恩，冒死刺杀吴王僚；豫让因得到智伯尊宠，在智伯死后，不惜漆身吞碳，毁容变姓，两次刺杀赵襄子，不成功而自杀成仁；聂政不过是一个市井屠夫，慨然接受严仲子请求，在护卫禁严中从容杀死侠累，事后自破面皮，挖眼剖腹而死；荆轲性高气傲，莫视万物，哭笑任意，傍若无人，出于侠义情肠，奋然为燕太子丹到秦国刺杀嬴政，一曲“易水寒”唱出了人生的悲壮和大丈夫气慨。登车而去，义无反顾。他们以“士”的面目出现，以信、义为行为准则，在实现自身价值之时，却以悲剧而告终。
2、《史记》充溢了司马迁个人的悲愤情感。
由于司马迁本人的不幸，从而深刻地认识到人生的惨烈，世态的炎凉和人情的冷暖。对那些扶弱微于急难的侠义之士怀着深深的向往和崇敬之情，而对人世间自私自利，追风逐月的丑恶现实报以深深的痛绝和厌恶。这些都无形中在《史记》里流露出来。如《汲郑列传》借翟公的“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的话，发表他自己对人情世态的深长慨叹。在《张耳陈余列传》中讥刺批判张、陈二人“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向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势交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也不是偶然的史论。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对现实中的两类人进行比较：“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言外之意，他自己不正是因为公而发愤而横遭灾祸者之一吗？
正因为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阴阳倒错，使西伯被拘，孔子困{K1BB07.JPG}，屈原放逐，孙子膑脚，不韦迁蜀，韩非囚秦。这些都是世间人杰，可都是命运多舛，坎坷不平，均在不同时代以不同形式扮演着悲剧角色。司马迁以自己的不幸去推测他们的心境，以他们的遭遇来印证自己的不幸，在为古人鸣不平之时，也是在为自己高唱人生的悲歌。对此，袁文典《永昌府文征》卷十二《读史记》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
余读太史公自序，而知《史记》一书，实发愤之所为作。其传李广而缀以李蔡之得封，则悲其数奇不遇，即太史公之自序也；匪惟其传伍子胥、郦生、陆贾亦其自序，即进而屈原、贾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亦其自序也；更进而伯夷积仁洁行而饿死，进而颜子好学而早夭，皆其自序也；更推之而传乐毅、田单、廉颇、李牧，而淮阴、彭越，而季布、栾布、黥布，而樊、灌诸人，再推之而如项王之力拔山兮气盖世，乃时不利兮而骓不逝，与夫豫让、荆轲诸刺客之切肤齿心为知己者死，皆太史公之自序也。可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磈垒。
袁氏认为《史记》诸传皆为太史公自传，似觉言过其实，但在这些人物身上，确实熔铸了司马迁个人的思想情感，汇注了司马迁悲怆的心曲。所以鲁迅称其《史记》是“无韵之《离骚》”是不为过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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