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马迁的悲剧精神
1、司马迁的悲剧精神，首先表现于对真、善、 美的肯定和对人类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的礼赞。
我们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在为历史上的悲剧人物高唱悲歌，但他从来不否定人生，从来不怀疑人类生活的价值，他看到了人类美好的愿望和残酷的现实、多情的人道与无情的天道永远不可能同步，存在着悲剧性的冲突；社会现实所呈现出来的真正现象并不完全沿着历史的大趋势和人类的理想而一往直前，难免有曲折和回旋，甚至会捉弄可怜的人们；社会的善善恶恶也不会在人类的评判标准之下得到公正的奖赏和惩罚，有时会出现阴差阳错、黑白颠倒。这一切都将会造成社会和人生的悲剧。司马迁的《史记》敢于直面现实和人类历史，把被社会层层假象所掩盖了的真、善、美和假、恶、丑暴露开来，把那些被破坏、被践踏和被掩盖了的美的东西展示在昭昭白日之下，使其重见光明，把悲剧作为“衡量一个人在毁伤和不幸中显示出伟大的尺度”。（15）在司马迁的笔下，那些悲剧人物，“纵然不幸，但仍然保存着高贵的品质”，（16）表现出“崇高的苦难和没落”。（17）通过他们自身的悲剧显示出人格的美的内在力量。一切平庸之辈，都被司马迁逐出“大丈夫”之列，赶出“君子”之林。
与西方“地道”的悲剧不同的是，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虽然遭受苦难和不幸，甚至肉体毁灭，但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在精神上走向崩溃和颓废，对自己的行为从不后悔，从不怀疑。项羽虽战败身亡，但至死仍相信“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在我们责备他至死不悟的同时，也油然而产生强烈的同情心和崇高而惨烈的悲壮美。孔子奔波一生，到处碰壁，明知自己的一套主张不行于世，却偏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李广身经百战，不仅没有因此封侯，反落得个“对薄”的下场，因不屑面对刀笔之吏，慷慨陈词之后，愤然自刎，至死也没失却其光明磊落的英雄气慨。屈原以方正忠直的行为，遭到小人嫉恨，不愿与世推移，随波逐流，“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怀瑾握瑜，以至终身。最后愤而沉江，正是对苦难现实的批判和对自己人格与行为的充分肯定。韩信作为汉室功臣，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却遭百般猜忌，贬爵迁地，后因谋反罪被吕后所害，临死之际，并没囿于封建臣子的忠君观念，只是恨自己没能早日与汉室绝裂。于是，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司马迁对美与丑的理解。
2、司马迁的悲剧精神还表现于对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宣扬。
因为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所以才能够冷静地审视人类社会，以公正的法则评判历史人物。由于天道会时常戏谑人生，人类的美好愿望往往不能得到完满的报偿，加上沧桑无情，年命如流，人生短暂而无常，人的成败带有很大的偶然因素，所以他在《史记》中常常呼喊“岂非天哉！”因此，司马迁从来不注重成功人物的地位，却看重人的实际品质，价值与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肯定的是在悲剧中显示出来的伟大以及震撼人心的善的力量。通过对历史悲剧人物的认识，使人们辩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激发人们强烈的是非观念。鼓舞人类珍惜生命的价值，正视现实与历史，从消沉颓废中振作起来，以短暂的人生拼博于多舛的社会，去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类，更无愧于自己人格和生命的功业，留取传扬千古的美名盛誉，实现悲剧的人生和壮美的生活完美和谐的统一。这就是司马迁悲剧精神的特质。项羽是失败了，但这是英雄的失败，司马迁并未因此而卑视他的人格和否定他的功绩，相反，却把他列入“本纪”，与刘邦平起平坐。与刘邦相比，我们在情感上也许更加倾向于项羽，他使我们理解了什么叫叱咤风云，什么是人类精神的阳刚之美。历史上的孔子实际上是一个不走运的人物，而司马迁却以质朴的语言，浓烈的情感叙写了孔子的平生，把他奉为“至圣”，可以说孔子的地位是由司马迁确立的。《伯夷列传》和《屈原列传》与其说是人物传记，倒还不如说是抒情散文或杂文、小品更加合适。作者一反以叙述为主的方式，采用叙述、议论、抒情相结合的手法，用伯夷和屈原的悲剧去映照人世间的普遍悲剧，揭示在善恶斗争中，善的力量却往往以失败而告结束的不公正的历史现象，展示出深刻的社会、政治与人生的大悲剧。通过他们，使后人看到美的事物、美的人格如何被毁灭的，从而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不懈地追求，鼓足人们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勇气。屈原的遭遇和不幸的死亡，不仅使贾谊、司马迁为之流涕，也让后代了解屈原的人为之悲叹，在悲怆的乐曲中，使人们情感得到净化，情操得到陶冶，生发出人类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去创造真正的理想生活。
在司马迁诸列传中，争论较大的是其游侠和刺客列传。从班固父子以来，不少封建卫道士们往往把它作为批评和贬谪司马迁的一个重要依据。殊不知，司马迁都比他们高出许多，把那些游侠、刺客等市井义士写进正史并给予公正的评价，表现了司马迁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家和高明的社会学家的卓识远见。这些游侠、刺客无帝王之尊，无世袭的爵位，但他们却有着人类共同的奋发精神和立功立名的要求，他们挥刀掌剑，扶弱济贫，为信义而生，为信义而死，在特殊的环境中以特殊的方式去实现他们自身的价值。在他们身上，司马迁看到了人类需要的互相扶救、惩恶扬善、解人危难、救人之急的美好品质，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人生的价值，表现自己的存在。他们的行动有意无意之间在为人类驱寒送暖，除残贼，存天理。司马迁颂扬的正是他们“立意较然，不欺其志”（18）和“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19）的高尚人格和做人的价值。与他们相比较，那些徒有虚名，崇尚富厚之利，互相倾轧的达官显贵们真是无地自容了。
《伍子胥列传》称：“向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赞扬他为“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受袴下之辱，终成一代良将，都同出一理。
人生的不幸与挫折虽然时刻困惑人类，但对于风流卓绝的悲剧人物来说，挫折反而成了他们立名的无穷动力。司马迁在遭受天下最大屈辱之后，之所以不死，正是因为“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20）他把“立名”看成人生行为的极端准则。没有挫折，就没有司马迁的千古绝唱。
司马迁推崇历史人物生命的真正价值，表现他们的悲剧人格，从而也决定了他对历史人物谨慎的选择和热情的讴歌。世俗的眼光往往要以胜败分优劣，以地位论尊卑，“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21）美名不得显扬于后世，又一次造成人为的评品人物的悲剧。司马迁立意不要让这种悲剧重新产生，他要把胜者、败者、尊者、卑者，一切有价值、有影响的人物都摆开来，供后世仁人君子们评说，让历史来印证。“云从龙，风从虎”，（22）司马迁正要他的《史记》成为仁人志士显身扬名的“龙”与“虎”。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20）《报任安书》
⑨⑩（11）《屈原贾生列传》
（12）（13）（14）《李将军列传》
（15）贾普斯《悲剧性的基本特征》转引自《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当代外国文学》1983年第2期）
（16）（17）科恩《普通美学》转引自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
（18）《刺客列传》
（19）《游侠列传》
（21）（22）《伯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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