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记》集中体现了其悲剧心态
1、《史记》唱出了历史、社会和人生的悲歌。
《史记》作为一部成功的通史，从哲学、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学、民俗，乃至天文、地理、法律、历算无所不包。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收录了他认为值得名标青史、远扬后世的各种历史人物，上至帝王君主，中有公侯卿相，下到迁客骚人、游侠刺客。我们只要跳出《史记》繁琐的历史事件的记叙，走出具体人物传记，方见庐山面目，《史记》原来充满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帝王将相们不仅生时显荣，连子孙们也代代蒙泽，按理说该满足了，但在司马迁笔下，却不免发生出悲怆的慨叹；失败了的项羽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司马迁却将他升入本纪，挤身于帝王之列；有“乱臣”之嫌的陈胜和一生潦倒的孔子也都在悲剧气氛中昂然独立于公侯卿相之林；那些舍身取信、仗义扶弱的游侠、刺客们也都以悲剧性人物被写进了列传。列传写具体人物有56篇，其中竟有30个是悲剧人物，占一半还要多。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中写得最富有激情、最有文学价值的都是那些历史上的悲剧人物的传记，被司马迁破格提升的人物也都具有浓郁的悲剧特色。《项羽本纪》、《孔子世家》、《陈涉世家》、《伯夷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都是为历代所传诵不倦的名篇佳作。读者会不自觉地为作者的情感所牵引，为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而激愤、感叹。正是有这些悲剧人物的呼喊和行动，使得全部《史记》有着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它们构成了一曲曲社会和人生的悲歌。
十二“本纪”以朝代的更替为顺序，从历史的纵深处揭示出人类社会的悲剧历程。《夏本纪》以“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为终点：《殷本纪》以“帝辛湛湎，诸侯不享”告结束；《周本纪》以周之灭亡为落脚；《始皇本纪》以子婴投降作结语；《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作者或因有所忌讳，故在本传中多有颂扬之词，然而，透过十表中的后五表和部分“世家”、“列传”，我们看到的却是功臣遭戮、骨肉互残、皇室争斗、疆场洒血等一幕幕黑暗、丑恶的社会现实，揭开繁盛与和平的假面具看到了真正的社会悲剧。“本纪”之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悲剧人物当然要推项羽，司马迁以他的“壮”来映衬他的“悲”，悲与壮结合，突出了人物命运的主旋律。项羽看到秦始皇游会稽，竟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也只有他才说出如此“罪”该灭族的话来，后来挥剑斩会稽，竟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也只有他才能说出如此“罪”该灭族的话来，后来挥剑斩会稽太守起事，杀卿子冠军宋义夺兵权，巨鹿之战破秦军而屈诸侯，垓下被围率军冲突，斩将刈旗，所向报靡，自刎之时，尚从容镇定，使人不敢面视。通过这些情节，把项羽拔山盖世的英雄本色一步步表现无遗。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壮烈之士，也不免陷入悲剧的结局，在他山穷水尽之时，于围困重重，四面楚歌之中，主人公回首往事，不禁帐起悲歌，泣下数行。“时不利兮骓不逝”，唯此七字可谓神来之语，唱出了主人公内心的深深悲憾和万端无奈，是天下亡我，而不是我本人的罪过啊。千古之后，反复读来，彼情彼景，仍似历历在目，催人泪下。司马迁对这位暴起的虞舜苗裔给予深切的同情，把他列于“本纪”，充分肯定他“灭秦”、“分裂天下”、“封王侯”的霸王功绩。
如果说十二“本纪”只是对社会悲剧粗略的勾勒，那么“世家”和“列传”则切开历史的层面，以形形色色的悲剧人物去具体地展示人间的悲剧。在《孔子世家》中，司马迁以一个史家独特的慧眼在二千年前为孔丘立传，并破格把他升入与公侯平列的“世家”之中，为此，很多人不理解，司马迁在后人的赞誉声中也同时遭到了种种非议。无论今天我们怎样评价儒学，怎样评价统治了中华民族心理达两千年的儒家思想，但我们对孔子的人格、深邃的思想和他对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贡献，却是无法抹杀的。司马迁正是在这些方面给予了孔子以正确的评价，在孔子被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偶像化、神化的时候，写出了历史上有着悲剧色彩的孔子。在司马迁笔下，当时的孔子却并没有得到一个“至圣”所应有的公正待遇，只是在困顿、潦倒中奔波忙碌终身，以乐道安命自慰，最后以一个教书先生的身份离开多灾多难的人间，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司马迁观其故居，“低回留之不能去”，以“‘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对孔子做出崇高的评价，千古以来，能得到司马迁如此盛誉的唯有伊人。在这饱含热情的赞美之词中，概括了孔子高尚的人格，揭示出了其悲剧人生的深刻底蕴。
《史记》的七十“列传”为我们展示了多彩的悲剧人物画廊，而“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列传》正是这悲剧画廊的总说明。伯夷、叔齐是孔子所推崇的仁义志士，也是后代儒生所尊奉的为人楷模。身为殷商逸民，逢武王伐商，天下归周，伯夷，叔齐二人激于忠义，发愤不食周粟，避于首阳山中，采薇而食，最终饿死于首阳山。人们常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司马迁对之报以深切的慨叹：“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慨然发问，真情喷勃而出，人间的善善恶恶、喜喜悲悲，原来都是这般难以解说。史公并没有由此罢笔，他紧追不舍：“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天道何在？公理焉存？司马迁困惑了。对善人来说，人生不正是一个大悲剧吗？于是在七十“列传”中，司马迁随处都在印证这种大悲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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