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可以认为，只要重要因素未被弃舍掉，只要现实的基本关系未被弃舍掉，并仍未发生根本变化，实际状况跟纯粹规律产生的差距就只是纯粹规律的表面上的例外，不会危及规律的成立。对剩余价值规律来说，虽然科技阶层和管理阶层作为不断增加的中间阶级，它们的生产劳动和在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使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与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之间产生了较复杂的关系，但剩余价值在资本与劳动两者关系中的客观存在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因此，“这个表面上的例外，远不是和一般规律相矛盾，远不是一般规律的一个例外，它实际上只是一般规律应用上的一个特殊场合”（《资本论》第3卷：第161页）。这样，对一般规律的考察阐述就用不着对复杂的现实关系做面面俱到的分析说明，因为那会影响规律的清断度，使规律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在概括规律时，关键不在于分析变量的多少，而在于通过合理取舍使现实的基本关系或要素得以呈现。
可以说，任何社会历史研究者都是在大量弃舍相对于待研究的历史区间（时、空、领域）而言的非本质因素以塑造研究的理想环境这样的基础上逻辑地概括出历史规律的。作为规律存在的现实基础，历史事实是既定的系统存在又处在变化中。历史研究者在与之建立关系时，将首先确立题目，在时、空和领域三个方面界定出历史区间（研究范围）；尔后自觉不自觉地从价值角度确立某些因素为重要因素，再通过分析概括这些重要因素确立起适于这一区间的历史规律；最后再超出这一区间验证此规律在其他场合中的适用性及其程度。在历史认识论上，发现历史规律的过程就这样依次区分为五个阶段：历史区间的设立是概括历史规律的第一阶段。设立区间就是规定研究在时间、空间和领域层次等方面的边界，这边界为本质与非本质、必然还是偶然的划定准备了参考系，某一联系或因素是偶然还是必然、是本质还是非本质要视在何种范围内方可确定。其次，确立哪些因素及其方面为重要因素及方面是概括历史规律的第二阶段，即所谓“历史重建”阶段。为此必须舍弃掉那些与本质无甚关联的非重要因素、事实以及重要因素的非重要方面，建立起一个研究客体的基本模型。如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型是资本家与无产者的关系体，其他因素都附着于其上；而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模型则是企业家、资本所有者与无产者、贵族的共生体（两者得出的许多结论是一致的）。同时，第二阶段还必须完成对众多偶然性的分类、比较及处理。对那些与本质无甚关联的随机性个别性的机遇在概括规律时须弃舍掉（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现实运行中不会产生较重要的作用，就是说，规律自身垄断不了进化），而对那些与本质密切相关或作为规律之表现的偶然性，则需要大量概括，“只有在对这些偶然性大量概括的基础上才能看到”支配它们的规律（同上书，第936页）。再次，在参照对大量偶然性的概括的基础上，对挑选出的重要因素、关系及其重要方面进行分析概括，即抽取其中不可避免性或重复性和稳定性的联系确立起历史规律。在第四阶段伊始，初步确立的历史规律由于建立在理想化舍弃构建的简单模型之上，没有把具体现实中其他复杂因素考虑在内，而必然是一种抽象的逻辑一般。这一阶段就是逐步把区间内那些尚未考虑的因素纳入分析，把它附着在模型之上，使历史规律从逻辑一般达到更切合实际的具体水平。这也就是历史规律的具体化。最后则是对规律的验证或拓展。所谓验证，即越出原设定区间而就时空变化后的条件检验自身的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甚至重复性是否仍然成立。如果仍能成立，则可拓展此规律的适用范围。这是其进一步的具体化。
分析起来，在这一过程中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阐述。第一，历史弃舍是如何进行的，弃舍的标准何在？这标准的适用性是历史的还是永恒的？我们认为，历史弃舍是按标准自觉或不自觉（多为不自觉）进行的，凡合标准者被取留，否则舍弃掉。而标准又是多方面融合成的一个结果。首先，标准依研究者对现实社会未来发展趋向的认知而定，取舍标准就首先“应该是使他企图重建的那个社会具有生命力的那些东西”（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第112页）。所谓具有生命力， 既可指能够有力促进社会重建的那些力量，又可指在重建社会中仍会具有活力存在的东西（常常以对立的形式两种或几种因素共存）。其次，取舍标准又依赖于取舍者已有观念、方法和所具能力的容纳接受力。标准就体现为取舍者“他自己使这些因果关系适应于他的合理说明与解释的类型的能力”（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14页）。 观念的僵化、已有方法的片面和失当以及主观能力的不足都会阻碍对重要因素及关系的接纳。这样，在科学认识规律之前的理想化取舍中，就不可避免地渗入了价值成份。这种难免的价值成份如何才能与科学客观性取得一致呢？
一般地说，这种一致性的取得必须经过对流行价值观念体系的批判性审视，主要包括限定它们和以现实的内容充实改造它们等形式。这些价值观念集中体现在组成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的那些不言而喻的前提性假定之中，因而批判这些前提性假定就构成了限定和改造那些价值观念的主要途径（如马克思对群众、异化、自由等观念的批判性改造）。在马克思看来，摒弃以理想性价值（“应该”）剪裁现实的不合理抽象，达到对现实的合理抽象（即建立现实模型），只有在理论家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其利益欲求与历史进步趋向相一致时，才可能达到。只有站在最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的时代高度，才能不被内在驱动着自己的利益所蒙蔽从而使自己对现实运行的趋向的认知与客观历史运动趋向相一致。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掌握，取舍者通过足够的理论能力才能做到对现实的合理取舍。
合理取舍标准的确立以及现实模型的构建，只是在现实的结构水平上凭一定的立场、视角、观念方法达到的一种水平层次。理论家立场的变化、视角的转换、方法的改进都有可能使标准和模型发生变化。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促使标准与模型发生变化的根本力量应是现实本身的变化。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历史规律的建立是以历史事实和关系的重要性因素与非重要性因素的区分在一定区间范围内具有恒定性为前提的。时间的延展与空间的拓宽有可能使区分变得模糊甚至打破这种恒定性。这可能至少有两种，一是理想化弃舍难免遗漏掉的对当时来说确为非重要的因素可能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壮大发展成重要性因素；二是理想化弃舍有意舍弃掉的非重要因素在新时空环境中可能成长为重要性因素（如在科技作用不明显时可弃舍掉科技劳动对剩余价值的影响，但在生产已成为科技应用的时代，对剩余价值的考察阐述就必须注重科技因素的作用）。一旦这两种可能的一种成为现实，先前确立的弃舍标准就须改善，以此确立的现实模型就须增加分析变量或干脆重塑模型，而先前确立的历史规律就必须重新确立新的样态、依存条件和部分内容。于是，理论逻辑确立的历史规律便具有“在一定条件的组合下”的理想化前提，即依赖一定条件的相对性。它决定了：1.历史规律并不象自然规律那样具有超时空的绝对性，不会一经发现便先验地适用于一切场合，不会在某特定环境中发现后便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公元前千百年与今后千百年一定都同样一致。2.要使在特定环境中发现的历史规律符合历史的发展和空间范围增大后的新环境，必须考察与前不同的新条件，把它纳入分析之中。这在逻辑上是进一步从抽象到具体。不断地增加变量分析是丰富现实模型并使之更切合实际状况的有效途径。理想化弃舍法如果不把这一点包涵在自身之内便会走入抽象思辨。我们认为，马克思未最终完成的著作《资本论》是应用了这种方法的，因此，根据马克思在第一卷中的简单资本主义模型（产业资本＋劳动）推衍出资本主义发展不断两极分化、中间阶层愈来愈少，就把马克思看成了固守那一简单模型并不考虑其他因素的简单理论家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如前所述，实际上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复杂结构及其变化，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是中间阶层愈来愈多，工人阶级相对减少。从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理解《资本论》的经济原理必须以理解其中的历史方法论为前提。只有如此才能视其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单个原理的叠加，只有如此才能立足于“具体”高度理解每一原理，而不把理解停留在抽象的逻辑一般层次（即把原理简单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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