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傍章应是相对于正律而得名
《晋书·刑法志》所载《魏律序》，曾经谈到傍采汉律制定魏律的情况：
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以上这段话虽然与前述有关汉律的文字同样取自《晋书·刑法志》，但这一段文字的可信度比较高，因为根据晋志所述，本文是直接选用了魏律序的内容。曹魏是直接取代汉朝的一个王朝，因此也是汉代以后制定法律时必然有最完备的汉律作为参照的王朝。制定魏律事毕所附加的《魏律序》，其中所说的“正律九篇”就是指汉代的九章律，而它所说的“旁章”当然也就是指汉代的“傍章”。所以，汉代存在“傍章”一事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我们还应注意到，在《魏律序》里提及此规范时用的是“旁章”一词，考虑到为魏律作序的应是曹魏时期的人，他们所说的应当最接近汉代的实际情况，所以，“旁章”看来更像是汉代人所真正使用的词语。沈家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他对傍章解释为：“傍，广也；衍也。律所不及者，广之衍之，于律之中拾其遗，于律之外补其阙。”应当说，沈家本的释义是不正确的。秦汉法律用语除了沿袭古语古事的部分例外，一向是贯彻法律宜明白易知的原则，傍章一词如果产生于汉代，那就更会贯彻这一原则，因此或许可以说，沈家本在这里把“傍”解释得过于复杂化了。其实“傍”释为“广”这一含义是最不常用的一种，沈家本无形中受了《晋书·刑法志》中“叔孙通益律所不及”一句的影响，却忽略了同是在《晋书·刑法志》中，“傍章”还有“旁章”这样的词语表达方法，而正宗的文辞当然为“旁章”。我们知道，“旁”最普通最常用的释义，是和“正”相对置的。
汉代以后，一些独体字逐渐被加上了偏旁部首，比如，后世经常写的“趾”，秦汉时期写成“止”，后世所写的“债”，秦汉时写成“责”，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旁章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它被汉魏以后的人依自己的习惯书写成傍章。与上述那些字略有不同的是，“傍”至少在汉代可能已经存在，汉和汉以后的文献中，从使用的场合和含义来看，“傍”和“旁”在不少情形中可以互通。如《史记·淳于髡传》淳于髡自己说：“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淳于髡是战国齐威王时人，这里的“傍”应当读为páng，“在傍”就是指在身边身旁之意。执法在他身旁、御史在他身后，是监督他，若对国君有失礼的行为，便会对他依法处治。
还有，“旁若无人”也可以写作“傍若无人”，如《史记·荆轲传》：“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而在《世说新语·简傲》中则写成：“王子敬（献之）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傍若无人。”其他例词如旁亲，指旁系亲属，也可以写为傍亲；旁观，指从旁观察，也可以写为傍观；旁妻，指正妻之外的妻室，也可以写成傍妻等等。不论是旁还是傍，在这些语句中都表明有处在正中的人物或事物存在，旁是针对正中心的具有方位感的词，旁在这些情况下，可以释为“侧”、“边”、“辅”一类的字义。〔4〕
由以上这些字例，以及汉代同时存在的“正律”和“旁章”推论，所谓的“旁章（傍章）”，应是相对于正律而得名，正律九篇是说九章律是汉律的中心或重点，而旁章应当是指所有在正律之外的律，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汉代没有正律之说，也就不会有旁章之说，旁章恰是因为有正律的概念存在而存在的，或者说，旁章的意思相对于正律可以理解为“旁律”，而正律的意思相对于旁章可以理解为“正章”，不过在汉代，从习惯上看来为了区分仅仅说成“正律”和“旁章”而已。
汉律既然被当时的人分成正律和旁章两类，则我们可以推论，正律九篇在汉代是基本固定的，而旁章的篇数却是不那么固定的，即使在汉初可能确实为18篇，但在后来，篇目数量仍时有增减，甚至像张汤所制的越宫律，赵禹所作的朝会正见律，也很可能是汉武帝时期增入旁章之中的篇名。
属于旁章的篇名，实际上在《晋书·刑法志》收录的《魏律序》中已经存在，只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略。《魏律序》谈到定增各篇魏律的时候曾云：“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故分为毁亡律。”其中贼律属于汉律九章里的一篇，而同样属于汉律篇名的“金布律”，不属于正律九篇的任何一篇，因此理应判定，金布律既然是汉律，那么它必定是旁章中所包括的一个篇名。正因为魏律的制定吸收了像金布律这样的旁章一类汉律的内容，所以《魏律序》才会说出“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的总结之语。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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