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经过两百年的移风易俗过程，使西汉后期原有的八方殊俗异采纷呈的风俗渐渐地趋于六合同风的单一化形态，因此密集的多元的风俗文化区已经消失，尤其中原地区的那种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面貌已不再现。在东汉后期，我们已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划分新的风俗文化区。当然这也和文献的缺佚有关，《续汉书·郡国志》没有留下像《汉书·地理志》那样精彩的风俗地理资料。但可以肯定地说，东汉后期的风俗地域差异是显著地削弱了，尤其是在生产方式与婚姻制度方面，基本上已经是达到六合同风的状态了。不同的风俗内涵其变迁程度是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变更与礼制婚姻的传播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最关心的，而且这两方面风俗的改变一般而言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一旦接受了先进的牛耕和其他耕作方式，就不会倒退到火耕水溽的状态去；同样，婚姻制度也是向前发展的，只要同化于礼制婚姻，也就不会退回到群婚、借妻婚等非礼制婚姻形态去。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东汉后期，在生产方式与婚姻制度方面地区的差异性最小。
物质生活习俗，即衣食住行方式的变迁也较容易，这方面的趋同性也很明显。而社会风气的改变则需要较长时间，而且往往不是一蹴之功，有可能反复回潮。不过详细分析，其中又有区别。好学的风气较易培养，尚文尚武风气的变化要难些，至于奢侈之风颇难改易，必须三令五申，甚至严加禁止，才能取得成效。信仰风俗的变迁最不容易，如淫祀必定要用强制手段或另一种信仰来代替才能禁绝。因此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说到东汉后期，信仰风俗的地域差异已经消除，但从上述扬州所属诸郡淫祀废止的实例，可以觉察到从全国范围看来，这种差异已经远比西汉时期为小。
除了以上的基本结论外，从两汉风俗的地域变迁过程我们还可以得出其他一些想法：
1、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 风俗文化的内容应包括生产方式（耕种方式、水利设施）、生活习俗（衣食住行）、社会风气（重农重商、尚文尚武、奢靡勤俭）、礼仪制度（婚丧嫁娶）等方面。其中生产方式最为要紧，生产方式的改变会带动其他方面的变迁。所以几乎所有到南方任职的循吏都以改变生产方式为首要任务，从庐江郡到九真郡都有推行牛耕的纪录。在北方也以兴修水利开辟农田为第一要务。这是从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中可以明显看到的。因为温饱乃第一要义，不但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即孔子也主张富而后教。在北方注意实业的发展还有另一层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提倡以农为本，纠正弃本逐末的不良风气。如果农业不能使人致富，那么重农的风气就难以养成。
2、对于移风易俗的态度有两种，一是因其俗，简其礼； 二是革其俗，变其礼。这是西周初年太公治齐与周公治鲁的差异。后者为儒家所推崇，故《孝经》引孔子的话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东汉所实行的正是革俗变礼的基本方针，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地方官各有变通。《后汉书·史均传》载，均“迁上蔡令，时府下记，禁人丧葬不得侈长。均曰：‘夫送终逾制，失之累者。今有不义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罚过礼，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这说明郡级政府有意以行政命令来改变风俗，而不放任自流，甚至于把丧葬过礼当成犯法之事加以禁止，但宋均却认为过礼虽然错误，却只应施以教化，而不该操之过急，随便处罚。在移风易俗过程中，有时因势利导反而能起到比行政命令更好的效果，如廉范不改夜作之俗而加强防范火灾的事例即是。
3、移风易俗不是一时之事，要经过比较长期的变迁才能见效。 例如颍川郡的风俗经过韩延寿与黄霸的努力已经由好讼而转为笃厚，但在东汉初，仍有剽轻之病（见《寇恂传》），蜀郡西汉时有“好文刺讥”的陋风，直到东汉中期仍有“其俗尚文辩，好相持短长”的记载（见《廉范传》）。因此上述的各郡风俗变迁并非说明这些郡都已经是风俗淳厚，别无弊病了。
4、循吏由儒生而来的现象很普遍。如韩延寿少为郡文学， 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遂使儒家移风易俗的观念普及于循吏之中，而造成东汉普遍地有风俗同一的趋势。其因俗简礼或革俗变礼，不过手段的不同而已，其改变风俗的基本意图是一致的。
5、 当然我们在上面是从地方官主动地进行移风易俗的角度来分析风俗文化区的变迁。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光是一二个人的教化是不大容易使风俗发生根本性变迁的。而且在文化传播方面，个别官吏的教化只能是墨渍式的，只有移民的文化扩散作用才能是席卷式地起到改变风俗的作用。譬如交趾部的风俗变迁除任延、锡光这样的循吏在起作用外，还有赖于当时的移民活动，故《后汉书·南蛮传》说：“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不仅交趾如此，即使比较先进的南方地区，北方移民的到来也一样要起到改变风俗的作用。《任延传》说，东汉初，“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东汉时会稽风俗的改变（见上）与移民的影响当有一定关系。
6、自然环境也是促使风俗同一的条件之一。平原地带交通方便， 人民往来频繁，势必利于风俗的同化。山区丘陵阻隔交往，也必促成风俗的差异。西汉时南方风俗似无大异，只因了解不够，至《隋书·地理志》，即看出南方各地风俗亦有差异，而北方风俗转而无大差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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