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其历史当然也是自然史的一部分。正如一切物种都有它们的自然史一样，人类也有其自身的自然史。但是人类的自然史只是人类的史前史。我们通常所谓的人类历史，并不是指人类这个物种的自然史，而是指人类的文明史。这是人类历史有别于其他一切物种历史的特征之所在。一切其他物种的历史都仅仅是自然史，惟有人类在其自然史的阶段之后，继之以他们的文明史。文明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的创造。也可以说，文明史是自然史的一种外化。一旦人类的历史由自然史外化为文明史，它就在如下的意义上对自然史宣告了独立：那就是，它不再仅仅表现为是受自然律所支配的历史，同时它还是彻头彻尾贯穿着人文动机的历史。人文动机一词是指人类的理想、愿望、热情、思辩、计较、考虑、推理、猜测、创造乃至野心、贪婪、阴谋、诡计、等等，等等。总之，是人类的思想，是为人类所独有而为其他物种所没有的思想，--好的和坏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没有人类的思想就没有人类所创造的事业，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史，而只有和其他物种一样的单纯的自然史。没有人类的思想，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或者不文明）的历史。都是由于人类有了思想活动的缘故，人类才有了文明史。在这种意义上，一部人类文明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人类的思想史，是人类思想活动（及其表现为行动）的历史。
思想一旦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之上，它就赋予历史以生命和生机，于是就有了文明史。思想是使人这个物种有别于其他物种的要素。或者说，人是一种能思想和有思想的动物。而思想之所能够创造文明，那奥秘就在于思想是可以积累的。其他的物种都没有思想的积累，所以每一代都只能是简单地重复他们前一代的活动，那只是自然的或本能的活动，而不是思想的或（广义的）理性的活动。惟其是思想的或（广义的）理性的活动，所以人的知识就是可以积累的，每一代人都有可能利用此前一切文明的成果，所以人类文明就有了不断的进步。每一代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所以每一代人都比前人来得更加高明。自然史本身虽然也有变化，但是并没有进步可言。都是有了思想，人类文明才有可能、而且确实是在不断地进步和创新。
思想之表现为文明史，可以是在物质方面，也可以是在精神方面；而这两方面又是综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这个整体就成其为人类的文明史。所以历史学不能单纯考虑物质方面，也不能单纯考虑精神方面，而是要把二者综合为一个整体；思想史则是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物质与精神双方的互相渗透、交融和影响，我们下面还要谈到。
二
历史（当然是指人类的文明史）是人类有思想的活动的历史，所以思想史就是通史而不是专史。专史研究的是历史上人类活动的某一个专门的方面，如数学史、音乐史，等等。通史研究的则是把人类有思想的活动--没有思想的活动便只是自然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思想当然是一定历史现实的产物，没有一定的历史现实作为基础，也就不会有某种特定的思想。但是反过来，现实历史也是思想的产物。没有某种特定的思想，也就不会有某种特定的历史现实。就我们所要谈论的近代思想而论，牛顿和瓦特或卢梭和亚当·斯密，固然他们的思想都是近代西方历史的产物；但是反过来，近代西方历史也是他们思想的产物，他们的思想对于近代西方历史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估计过高的。没有牛顿的经典力学就没有近代科学，没有瓦特的蒸汽机就没有近代的工业革命。没有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就不会爆发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革命。驱动人们去创造历史的乃是人的思想。历史（人类文明史）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有目的的、有计划的创造的结果。
但是作为通史研究的中轴线的思想史研究之占有其在历史学中应有的位置，却是很晚的事。真正近代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在我国的正式确立要从侯外庐先生有关中国思想通史的系列著作算起。至于有关西方思想史的研究，在二、三十年代之交，曾有Merz的《十九世纪思想史》的中译本问世，此后就几乎成为绝响，再也无人问津，既没有专著，也没有译著。一些参考书目中常见的几种西方流传的著作，也都还没有中译本行世。不过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经逐步形成为一门显学，而且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专史，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思想史互相重叠，乃至有日益趋同与混一之势，甚而连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也都被揽入了哲学史。其实，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理论都只是民间信仰，是不能算作哲学的；如果硬要总结出其中的哲学，那也只能是后人所强加之于前人的哲学理论而已。哲学史是专史。专史是从专业的角度考察问题的，带有很强的技术性，它考虑的是哲学问题（正如数学史所考虑的是数学问题），它并不考察人（作为历史的主人）的全部思想网络。它是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回答专业技术的问题的，而不是从人类整体的发展脉络上解说人类的思想历程。当然，专史也要结合历史背景加以考察，但它所考察的并不是专业的历史本身，而只是历史为专业问题提供了什么背景条件。例如，修筑河堤需要多少土方，这在数学上是一个三次方程的问题，它诱发了人们对三次方程进行研究和解答。数学史家着眼于只是它如何解决了三次方程，他研究的不是河工工程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家们是不谈世界观的问题的，因为世界观是圣书里面早已经给定好了的，神学家们已没有再置喙的余地。神学家们的工作只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去论证或阐发它是如何如何之正确而已。这里就是专史和思想史的区别所在。哲学史只研究哲学观念与问题的演变，思想史的对象则是一切人文动机（人们的思想、理论、见解、愿望等等）如何参与并形成了历史的整体。思想与现实综合成为一个浑然不可分的历史整体。读者必须联系到历史现实才能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同时又必须联系到一个时代的思想，才能理解该时代的历史现实。
专史所考察的专业问题，其本身具有独立于历史现实之外的价值，那是不以历史现实条件为转移的。例如欧几里德几何或阿基米德原理，它们虽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是它们一旦产生就向产生了它们的母体宣告独立，它们的价值就只存在于它们本身，而与产生它们的历史现实无关。我们今天仍然在学习它们并且理解它们、运用它们。但是哪怕对于一个研究科学史的人来说，也并没有必要深入理解它们和古希腊史之间的关系，科学史家也只考虑它们对于科学本身发展的贡献和价值。思想史的研究则不然。它不仅考虑观念本身的价值，而且要考虑各种观念具体的历史内涵和意义。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网络或语境去研究它们，那么我们对它们就只会停留在字面的认识，而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认识。例如，历史学家在解说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时，或则强调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以及他们生活的困苦，或则强调启蒙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启发。实际上，历史总是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体。人民生活优裕固然不致于爆发革命，但是缺乏启蒙的觉悟，安于自己思想之被奴役的蒙昧状态，也难于爆发革命。即以法国大革命而论，难道当时法国近邻的德国人民或西班牙人民，其物质生活水平就高于法国吗？为什么恰好革命是在法国而不是在德国或西班牙爆发呢？酝酿了几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启蒙哲学，不能不说是一剂强而有力的催化剂。综观古往今来的史乘，革命并非只是在生活最贫困的时刻和地点爆发。这正是思想史或观念史（history of idea）所要研究的课题， 但它不是专史的课题。专史不能代替思想史，正如思想史更不能代替专史。
思想史所论述的是人们的想法和看法，包括最广泛意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正是人之异于禽兽的所在。因为人的一切活动（也就是历史）都是有思想的活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同意“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提法。历史抽掉了思想，就不成其为历史。单纯的自然史并不是历史，即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即人文史或人类文明的历史）。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类的历史是贯穿着人的思想活动的历史。正因为思想史的这种特性，所以它不是任何专史，如哲学史或数学史等等。哲学或数学当然也是思想，所以也属于思想史的范围，但是思想却并不必须采取哲学的或数学的（或其他任何专业）的思维形式。古希腊谚语说：上帝以几何规范了全世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必然要符合几何学的规划，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却不能用几何学的规则或者万有引力定律或其他的任何规律来解说历史，因为历史毕竟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的有思想、有意识的创造物。贯穿着人的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的是人的思想的整体，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想史。
一个历史时代的思想活动，总会表现为诸多方面，但在许多方面之中我们又往往发见有某种或某些总的趋势或倾向，可以称之为潮流或主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思潮，或者大致上就相当于德国史学家所喜欢用的Zeitgeist〔时代精神〕一词。 中国近代曾经经历过许多次巨大的历史动荡或变革，每一次都可以说有一股强而有力的思潮或时代精神荡漾其间。这种现象，古人也称之为气数转移，其实那不过是少数人率先登高一呼，他们的呼声响应了时代的要求，于是数十百万人就风起云涌，汇为巨流，思想也就由学术圈子扩大为一个时代的潮流。从专业的技术角度而言，有些可能谈不到什么哲学（例如前面提到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但就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它们都是一个历史时代的重大见证。属于同一个思潮的，不仅有观点和见解相同的人。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貌似针锋相对或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却都属于同一个思想潮流的不同侧面；这倒更会有助于我们看清楚一个时代思潮的真相所在。例如在一个极其动荡的时刻，往往会同时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极端激进，要砸烂一切，从头开始；一种是极端保守，要维护一切现状，万世不变。其实，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对现状的任何可能改善或进步的绝望心态，结果双方都是要复古，要把一切推回到原点上去。他们都不相信人类的思想文化是积累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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