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人类的知识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所以总地说来总是后胜于前，今胜于昔的。这是人文史之有别于自然史的所在，这就保证了文明--至少是在物质方面以及诸多社会生活和学术思想方面，虽然不见得是在道德伦理和心灵境界方面--的不断进步。自然史的演出只是客观的事实，其间无所谓高下之别；但是人文史或人类的文化--至少有许多方面--是可以比较的，大抵是从较低朝着较高的水平演进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人类文明之由传统社会步入近代社会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当它积累到一定高度时，它就会突破传统而进入一个更高的级别，即近代。尤其是当近代文明已由西欧一隅扩展到了世界范围时，--这场扩展应该承认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世界历史趋势，--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就都被迫不得不也被纳入近代化的进程。这是一种不可阻挡而又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趋势。这场世界性的近代历史进程应该从15、16世纪之交的西欧算起，而由文艺复兴、地理发现和宗教改革三场同时在改变世界历史面貌--即从传统步入近代--的运动正式揭幕。对于这样一场世界历史性的大变革，也许在全世界的所有民族中要数中国文化及其心态是最难以适应的了。因为大体上自从有文明史以来，中国文化不但始终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和其他传统的古文明不同，她从未死去而是始终绵延不断地在成长和发展。毫无疑义，几千年来，她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而且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这可以说明，为什么直到18世纪英国使臣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中国方面仍然是以天朝上国自居，而视当时的英国--毫无疑问它已经是当时世界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为蛮夷之邦。
为什么在15世纪之前，中国文化在世界上领先，而到了近代之后局势竟然发生了逆转呢？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所致。然则，资本主义为什么在中国不发达或者发达不起来呢？据说是受到了落后的生产关系束缚的缘故。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为什么就突不破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呢？按理说，先进的生产力是完全应该、而且有能力突破落后的生产关系的。这里在理论上就陷入了一种逻辑上的兜圈子，似乎难以自圆其说。无论如何，从此以后几百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中国在近代化的进程上就落后于西方，不但在物质的层次上，也在思想的层次上。我们到19世纪，还在补17、18世纪的课；到20世纪还在补19世纪的课。直到19世纪中叶，我们才开始憬然于“船坚炮利”的夷人长技对中国也是不可或缺的东西。随后才开始觉悟到不单是技术层次的东西，还有基础科学也是同样需要的，于是引进了近代的声光化电和经典力学体系。到了19世纪末期，才又进一步上识到，在物质层面的后面，也还有社会政治体制的问题，于是提出了近代代议制的纲领，营求变法维新。同时稍后，又意识到不仅有社会政治体制问题，也还有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于是20世纪初就看到大量宣扬西方思想理论的潮流，而到了五四运动达到一个高峰。不过当时所谓的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赛先生），其主要内容仍不出18世纪的人权论和19世纪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这一点，观乎当时所谓的国民教育纲领和科玄论战即可知。然而无论如何，中国必须近代化却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打倒孔家店”对于摆脱前近代的传统束缚是功不可没的。当然，砸烂一切旧传统和崇古与复古一样，是永远不符合时代进步的要求的。人类的进步需要的是不断在已有的基础之上前进。人们不可能脱离文化传统而生活，也不可能局守在旧文化传统之中而生活。
六
大体上，近代化进程最关键性的契机乃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方面的根本变化。但同时它也造成了一种副作用，即它使得人们力争把全部人文生活都以科学为依归，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19世纪的）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但是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却既包括有理性的成分，也包括有非理性的成分。理性主义者只看到、并只承认理性的成分，而不承认其中非理性成分的合法与合理的地位，--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态度。一个真正的理性主义者必须承认非理性成分的合法与合理的地位。同样，真正的科学主义或科学态度，就必须承认人生中（例如在宗教信仰中或爱情中）某些非科学（但不是反科学）成分的合法地位，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理性或科学是人类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中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它，人类文明不仅不可能进步，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但它决不是唯一在起作用的因素。人类的文明史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或理性的一统天下。崇拜理性或科学过了头，就成为理性崇拜或科学崇拜，其结果就会走火入魔而成为和传统各色迷信一样的另一种迷信。事实上，自从17世纪近代思想和近代思维方式在西方奠基以来，西方思潮就沿着两条不同的、而且互相对立的途径在开展：一条是由笛卡尔所开创的理性思维的道路，另一条则是由与他同时的巴思迦（巴氏也是最卓越的数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所开创的“以心思维”的道路。在近代史上，17至19世纪由于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功及其深远的影响，似乎前者占了上风，科学似乎渗入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于是一切似乎最后都要以科学为唯一的准则和归宿。但是后一条思想路线却也不绝如缕，直到19世纪末叶科学发生了另一次革命，人们的观念才又开始转变。在中世纪，科学曾经是神学的婢女，为神学而服务。到了近代，情形似乎颠倒了过来，人们一切思想活动都应该成为科学的奴婢，都要以科学为其最高统治者；--这里面同样包含着对思想、对人性的一种扭曲，即要把人生的全部都置于科学的绝对权威之下。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权威，权威只能是相对于一定的领域或范畴而言的。正是针对科学的这种绝对权威的专横跋扈或者说科学至上主义，从上个世纪末就在各个领域（甚至也在科学的领域）出现了抗议的声音，当代欧洲各派大陆哲学都可以视为它的代言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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