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的腾飞同样也似乎加深了物质文明与人文价值的分裂。物质文明先进的西方，是不是在精神文化方面也优异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呢？世界文明的近代化和一体化，是不是必然要排斥文化的多元论或多中心论呢？抑或两者可以并行不悖，甚至于是相辅相成呢？假如近代化和一体化就意味着一致、同一和齐一，那么世界文化将会再没有一片百花齐放丰富多采的园地，思想和文化将会由于僵化而枯萎。整体的繁荣正是有待于其中每一个成员、每一种文化都尽力充分发挥自己的光芒。每一种文化、乃至统一的世界文化，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交光互影，彼此促进。秦代的思想专制、以吏为师，罗马帝国的皇权神化、定于一尊，都导致了文化的衰落，成为国家亡覆的前奏。反之，我们也可以在历史上看到各种不同文化因素交光互影的效应。假如，没有印刷术的发明，在西方就不可能有知识的下移，从而有可能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揭开近代化的第一幕。印刷术、造纸、罗盘和火药并称中国文明史上的四大发明。罗盘的西传就为地理大发现准备了极其重要的技术条件；火药的西传则使得市民阶级得以战胜中世纪封建领主们不可攻克的堡垒。从中国文明对于世界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可以看出各个民族、各种不同文化会怎样地丰富世界历史的整体。一花独放，永远都不会是春天。一是多的综合，不是多的消亡。一寓于多，多寓于一、五音齐奏，和而不同，才能奏出一曲扣人心魄的宏伟交响乐。
要把个人、各个不同的文化综合为一个整体，就必须有一种思想上的凝聚力；当这种凝聚力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时，我们就称之为思潮。单纯靠专制主义所达成的一致是不会巩固和持久的，因为它缺乏内在的向心力；这类事例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不胜枚举。但是能够成其为这种思想凝聚力的统一，又必须是能最大限度地培育只有思想自由才能带来的创造性。思想自由曾经是西欧近代化的极重要的条件，一切民族的近代化当然并不需要全盘西化，但思想自由却应不失为其中一个普遍有效的条件。对任何一个问题，人们的意见和见解必然不会是完全一致，所以越是能包涵各种不同意见和见解而达到的统一，才会是最有生命力的统一。它那生命力的茁壮就在于它那包容性的广泛。它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各种不同的营养，正有如江海之大正是以其涓滴不弃故能成其大。这里不但是民主社会的魅力的奥秘之所在，更是任何优异的思想体系的魅力和奥秘之所在。
上面所提到的笛卡尔的思想方法（méthode cartesienne）和巴思迦的思想方法（méthode pascalienne）双方的对峙，在近代思想史上呈现为一幕引人入胜的景象。近代自然科学的和启蒙运动的成功直到进化论和实证主义的胜利，都可以看作是一曲笛卡尔路线的凯歌。它也可以理所当然地称之为近代化的古典思维模式。要到19世纪末叶这种思维模式才开始受到正面的冲击，--既在科学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在艺术上和哲学上。这是一种反上述近代古典传统的思维方式，为了方便起见也可以称之为现代化的思潮。我们只需看一下现代绘画和古典绘画的区别，或听一下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区别，就会憬然于两者之间的反差之大。这一反差不仅表现在形象思维上，而尤其表现在理性思维上。这个现代化的热潮是力图在近代的古典思维方式之外，另辟蹊径。近代化的思潮在其反对中世纪信仰主义思潮的斗争中，曾立下了伟大的功绩。但是它自己一旦占有统治地位以后，它也同样地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它那理性思维路线的垄断地位的意见。理性和科学当然是近代文明所必不可少的，是应该极端受到珍视的。但是正当的理性和科学，也必须承认非理性和非科学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非理性和非科学并不是指反理性和反科学，而是指理性的科学领域之外的东西，因为理性和科学并不能包揽、包办或囊括历史和人生的全部。非理性和非科学的各种成分，同样也参与了历史的演出和人生的活动。
无论如何，在承认近代的古典思想对人类文明史所做出的史无前例的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它也有它自己的局限；它那局限性就在于它并没有能认识自己的局限。结果是中世纪圣徒们的信仰崇拜到了近代就变成了理性崇拜，它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甚至于法典化和仪式化成为了罗伯斯庇尔对“理性”神的宗教崇拜。对科学的宗教崇拜其本身就是反科学的；或者说理性崇拜或科学崇拜的本身，就是反理性和反科学的。因而这一现代化的思潮，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对近代化的古典思潮的一种反弹或反拨。
我们在考察近代化的思潮时，也不妨预料：未来的现代化思潮如果想要取得健全的发展的话，它将不会是简单地全盘否定理性与科学和一切近代化的思维方式，而是趋于更高一级的综合，把理性的思维和非理性的（但不是反理性的）思维双方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无片面化的偏颇之弊。
七
正由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所以自然而然地培养成了她自高自大睥睨群伦的心态；到了近代一旦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即遇到了不仅在武力上而且在文化上高出于自己的对手时，--她的心态就怎么也无法调整到位了。从某一个角度而言，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症结也可以归结到一点，即怎样设法摆正她自己对外（主要是对西方）关系的位置，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摸索到这样一个正确的位置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往往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她的100 多年的历史就表现为一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历史，在仇洋排外和崇洋媚外、自高自大和自卑自贱两极之间的反复摇摆。从某种意义说，中国近代史与近代化史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即总是摆不好自己的地位。到了现在，中西思想文化正面的交流和冲撞又面临一个新的阶段，再要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看来是不再可能了。是不是我们在心态上也应该更加成熟而不再在片面化和极端化的误区之中摸索了呢？
从近代中西思想文化接触的一开始，中国方面就陷入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思想误区而不能自拔，即她给学术思想划定了一条截然不可逾越的分界线，认定了有所谓中学、西学之分。应该承认学术与思想可以有高下之分，优劣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但在本质上并无所谓中西之分。假如说有所说中学、西学，那只能是指某种学术或思想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历史条件之下形成的，而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是属于某一个民族的文化所独有的。几何学是希腊人的创造，代数学是阿拉伯人的贡献，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几何学是“希学”或代数学是“阿学”。明末徐光启学习利玛窦所传入的几何学，并没有遇到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从此几何学就加入了中学行列。直到今天，所有的中国中学生都在学几何学，而且学得很好。船坚炮利、声光化电之学，固然最早出现于近代西方，但是并没有理由说它们是西学，因为别的民族也完全可以赶上并且超过他们。近代经济学诞生于英国，但不能说它是“英学”。近代人权理论鼎盛于法国，但不能说它就是“法学”。仁义道德和三纲五常也并不就是“中学”。德国古典哲学家群也大谈特谈仁义道德，而西方中世纪的学者们也在大肆宏扬君权神授的理论并且在生活中推行男尊女卑的实践。即使是当今的思想也不例外。法西斯主义源出于意大利，但是随后德国的纳粹主义也被认同是法西斯，而中国的蒋介石政权和“四人帮”的统治也都被认为是法西斯专政；可见法西斯主义也并非就是“意学”或“西学”。由于从一种错误的形而上学观念出发，好像中学、西学双方本质上是不可变更的实体，其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双方之间就像是吉卜林（R.Kipling ）诗句所说的：“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它们永远也不会汇合”。从这样一个毫无根据的前提出发，就引向了形形色色纠缠不清的思想死结。只要我们抛弃这一荒诞的前提假设，许多毫无意义的争论都可以迎刃而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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