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的学术，程颢在他写的《墓志铭》中说是“观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以达乎万物之变”。⑩大体上也说出其学术精神。程颐在答杨龟山的书中，说张载立言“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11）从学术精神上把张载学说与墨子思想区别分来。
《伊洛渊源录》卷七主要是吕公著之子吕希哲的学术的材料。吕希哲从胡瑗学于太学，以后又从孙复、石介、李觏、王安石学。他与程颢、张载、孙觉、李常交游，晚年更从高僧园照等，“尽究其道”。这一卷的《家传略》说吕希哲“亦未尝专主一说；不私一门，务略去枝叶，一意涵养，直截径捷以造圣人。”（12）从吕希哲说，归宿于程氏，而又其自己的杂博的学术特征以及“不专主一说”“不私一门”的学风特征。后来吕祖谦继承这种吕学的家学传统。
《伊洛渊源录》的内容是以二程理学为主干，反映出北宋五子和其学派的学术的联系和区别，体现出一个时代的思潮的概貌和特点。
《伊洛渊源录》通过介绍程氏门人和有关的学者的学术思想，反映程学的流传和变化。这些内容可以归纳为这几个方面。一是二程直接表彰的护道方面的学者或门人。范祖禹写的《唐鉴》，程颐特别地推崇，说“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个中原因是范祖禹执着理学的标准议论历史人物、事件，处理历史材料。在二程表彰的门人中，很多是维护二程理学，不怕打击的强学力行之士。杨国宝被程颐视作“可望以讬吾道者。”朱光庭笃学力行，程伊川在《祭文》中说：“自予兄弟倡学之初，众方惊异，君时甚少，独信不疑。”（13）刘绚“结发即事明道先生兄弟受学焉”，程颐在《祭文》中说：“游吾门者众矣，而信之笃，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几希。”李籲与刘绚一样护道，程颐说：“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之，子与刘质夫为有力焉。”（14）还有一种是马伸。在程学遭禁学，门徒尽逐，而马伸却及门求见，虽程颢辞却，而马伸“执贽凡十反，愈恭。”（15）
二是程门高足，这主要是谢良佐，游酢、杨时、尹洙。这些门人情况也有差别，二程也有偏向，“伯淳（程颢）最爱中立（杨时）；正叔（程颐）最爱定夫（游酢）”。（16）尹洙年二十即师事程颐，程颐说：“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17）程颢对谢良佐有表扬，有批评，“明道谓谢子虽小鲁，直是诚笃，理会事有不透。”（18）在程门高第中间，杨时传播伊洛之学地位十分重要。《伊洛渊源录》卷十以相当多的材料，反映了杨龟山的思想与言行，其中的《遗事》目中第一条材料，交待了杨时在洛学南传上的地位，说：
明道在颍昌时，先生（杨时）寻医，调官京师，因往颍昌从学，明道甚喜。每言曰：“杨君最会得容易。”及归，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
由二程而龟山、龟山再传罗豫章，豫章传李延平，朱熹师事延平，是为理学集大成者。《伊洛渊源录》还不可能写到朱晦翁，但毕竟把理学发展的关节处交待出来。
再一类学者为尊崇程学，义兼师友。胡安国说：“吾于谢、游、杨三公，皆义兼师友，实尊信之。若论其传授，却自有来历。据龟山所见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发，汝但观吾《春秋传》，乃是白头六十岁以后所著，必无大段抵牾，更有改易去处。其书十余万言，大抵是说此事，试详阅之，必自知来历矣。”（19）谢、杨游同样推重胡氏，“公（胡安国）不及二程之门，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谢（显道）尝语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也。”（20）胡氏的学问精神和人品风貌都反映出来了。
还有一类学者，如关学的门人，学于横渠卒归于程学。如吕大临“学于横渠，横渠卒，乃东见二先生（二程）而卒业焉。”（21）苏昞“亦横渠门人，而卒业于程氏者。”（22）也有如邢恕这样的学人，在程氏看来是“义理不能胜利欲之心”的人，到后来“亦染禅学。”（23）朱熹编录材料，反映出学术上的分分合合的变化。
《伊洛渊源录》辨学术渊源、论学派的特征、明学术的流变的思想在全书中贯彻下来。无可讳言，朱熹是为明理学的道统而思考伊洛学术渊源流变的，同时受书籍篇幅的限制，二程及各家学问内容的材料相应之下显得单薄，但毕竟把北宋至南宋初年的学术思潮反映出来。《伊洛渊源录》收录的材料，大体上可分二个部份。一是思想家的生平资料，如《行状》、《家传略》、《墓志铭》等。一般都把这等材料放在篇首。二是学术著作内容的摘录，如《文集》、《语录》等。三是议论性的资料，包括思想家的交游、遗闻迭事或师友之间评论。后世学案体的学术史著作的内容，大体也可分成这三个部份。
《伊洛渊源录》以后的重要学术史著作，应当是李心传的《道命录》。《道命录》原本五卷，作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淳祐十一年（1251年）朱申刻于江州，后毁于兵火。元程荣秀增益为十卷，即今本《道命录》。这本著作与《伊洛渊源录》比较，显然有它的特点。第一，把理学的发展的过程作为完整的兴衰的过程来把握。《道命录序》说：“参取百四十年之间，道学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这本书卷一至卷四中心内容是论程颐学说命运，收录了从元祐二年（1093）孔文仲劾程颐疏、《元祐党籍》到绍兴年间陈公辅等攻击程学的言论的材料。也收录了司马光、范祖禹、胡安国等为程氏理学辩护的《札子》、《奏状》等材料。卷五至卷八中心内容是反映了朱学的遭遇。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兵部侍郎林栗劾朱熹，监察御史陈贾、吏部尚书郑丙谓道学“欺世盗名”。庆元元年（1195年）何澹上奏谓一些道学者“沽名誉而钓爵禄，甚者沽屠赃秽，士论之不齿。”次年，庆元党禁，宰臣韩侂胄及京镗、何澹，台谏刘德秀，胡紘等以禁伪学为名，打击赵汝愚等一批官员和朱熹等一批士人。庆元六年三月，朱熹卒于考亭。朱熹一生五十年的学术与政治生涯，遭遇坎坷，“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朱熹死后，党禁稍解。此后，理学复盛。程颢、程颐、朱熹和周惇颐、张载、吕祖谦的政治地位日益上升，赐谥、封伯、封公。
宋代理学的发展过程在《道命录》里实际上被划分成两个大阶段，理学经历了发生、衰、盛、衰而又复盛的过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朝廷褒奖理学，李心传对理学兴衰过程作完整的概括有了可能，同时也是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