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道命录》把理学的兴衰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道命录序》说：
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者，天实为之，而非（章）惇、（蔡）京、（秦）桧、（韩）侂（胄）之徒所能与也。虽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之存亡；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庆元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定之去留。
李心传在《道命录序》前半段说“道学之废兴，乃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这里又说天下国家安危隆替是：“天”的力量支配。说法不一样，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颠倒事情的始末。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心传意识到一代学术变化与政治的起伏是密切联系的，事实也是如此，元祐和庆元党禁，是以学术的形式展开的政治斗争。李心传明确指出这一点，他编写学术史《道命录》是有新的境界。这是其一。其二，他在论天意支配历史盛衰的同时，又指出人事、特别是宰臣对一代政治、学术的兴盛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司马光、赵鼎、赵汝愚的用舍去留，直接关系一个时期的理学的兴废。这些都反映出李心传的兴亡论的博杂的一面。总之，李心传研究学术的变化，思考国家天下的安危，这是《道命录》很重要的特色。
第三，李心传对理学的流变作出扼要的总结。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主要通过采择的资料，反映理学的渊源流变。《道命录》主要部份也是各类奏疏等资料，但在重要的资料后面有扼要的概括、评议。他对二程的求道经历和二程的门人的情况作了扼要的概括。对朱熹的学术渊源有简洁的叙述，他说：
……龟山先生之门，受业者尤众，而剑浦罗从彦仲素、故右正言陈渊几仲、{K1B702.JPG}令所删定官李郁光祖为称首。又有右承务郎刘子翚彦冲、秘书省正字胡宪原仲、建阳刘勉之致中，皆闻河洛之绪，三人自相讲习，不名一师。所谓屏山、籍溪、白水三先生，即其人也。仲素传郡人李侗愿中，是为延平先生，延平传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晦庵早孤，初从三先生受业，后见延平，尽弃其学而学焉。（24）
朱熹的学术接程学的学绪，一是早年受学刘子翚（屏山）、胡宪（籍溪）、刘勉之（白水）三先生，三先生“皆闻河洛之绪。”但是三先生“自相讲习，不名一师”，因此，从三先生学，尚不足续程氏学脉。二是重要的，是朱熹师事李侗（延平），李侗从罗从彦学，罗从彦从龟山先生杨时受业，而杨时为程门高足。朱熹多次见李延平，“尽弃其学而学焉。”这样就把朱熹的学术渊源脉络介绍出来。
总之，《道命录》从理学兴废过程中，考察理学渊源流变。此外，李心传写《道命录》还有一个思想动机，即阐明“道即学，学即道，”“舍道则非学，舍学则非道”。南宋攻击理学的人，就是以“道学”名目排斥、迫害士人，理学中人士也有的畏惧“道学”一词。李心传为“道学”正名，把自己著作称为《道命录》，正是南宋后期理学地位上升的反映。
二、黄震对理学的总结
黄震的主要著作是《黄氏日抄》。此书为黄氏“所阅经史诸书，随手考订，并奏札、申请、劝戒等作，名之日《日抄》。”（25）据元人沈逵的序，《日抄》“锓梓于世，中值兵毁，诸孙礼之，惧祖训之失坠，购求搜缉，补刻仅完，嘱予序之。”因此初刻本在元。初刻本是为百卷。清乾隆三十二年汪佩锷刻《黄氏日抄》为九十七卷，实存九十四卷。
《黄氏日抄》从三十三至卷四十一《读本朝诸儒理学书》，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四《读本朝诸儒书》，卷四十五《读诸儒书》，这十三卷文字可说是简明的理学史，有学派宗主的介绍、学术要点的辑录，也有学术渊源与学统分合之辨析。以“理学”一词点明程朱学术的特征，显示黄震与李心传不同的见识。
黄震辨析学术源渊，认为理学始于宋初三先，说：
师道之废，正学之不明久矣。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其学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继而伊洛之学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而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不敢忘三先生之语。（26）
黄震认为宋代理学至二程才达到精粹地，而从学术渊源上看，宋代理学始于胡瑗（安定）、孙复（泰山）、石介（徂徕）三先生。《黄氏日抄》在编排上把三先生的内容放在这一部份的最后一卷，即第四十五卷，其用意是“以示归根复命之意。”由三先生开始，宋朝的理学的主脉，黄震概括为两句话：“本朝理学阐幽于周子，集成于晦庵”，“故二程固大有功于圣门，而晦翁尤大功于程子。”（27）他还有一段较详细的解释，说：
本朝理学发于周子，盛于程子。程子之门以其学传世者：龟山杨氏，上蔡谢氏，和靖尹氏为最显。（龟山）不免杂于佛，幸而传之罗仲素，罗仲素传之李愿中，李愿中传之朱晦翁，晦翁遂能大明程子之学。故以晦翁继程子而次龟山，于此以明其自来焉。（28）
黄震明晰地说明从周、程到杨时、谢显道、尹洙的传授关系，又论说由杨时到罗从彦、李延平再传朱熹的学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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